新四军中走出来的将帅（299）-钟期光上将

新四军中走出来的将帅（299）-钟期光上将

钟期光将军

钟期光将军，乳名钟昱明。1909年1月2日生于湖南省平江县三市乡肥田村白湖口一户普通农民家庭。钟家四代“单传”，钟期光为8个子女中唯一男孩。因伯父无子，又将一半过继给伯父。父亲钟开寿，母亲徐巽贞，忠厚老实，勤劳善良，先是租种地主土地，到钟期光懂事时，家中已经有了12石谷的自耕田，家庭上升到中农生活水平。1212年春，钟期光刚满3岁时即被送到隔壁“蒙馆”坐读，4岁时入私塾读书。在近10年时间里，受到了私塾先生朱其昌严格的旧学训练，并苦练书法。

1956年毛泽东视察南京军事学院。右起：钟期光、谭震林、陈伯钧、刘伯承、毛泽东、李银桥。

1921年，钟期光考入平江县第一高等小学，两年后升入平江县立中学。他积极投身于当时日益高涨的反帝爱国运动，1923年长沙“六一惨案”发生后，参加了平江县城举行的声援示威游行大会和罢课斗争。1924年，在孙中山三民主义影响下，钟期光加入中国国民党。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加入了平江县城成立的“青沪惨案平江雪耻会”，参加查禁日货，组织同学罢课斗争。12月，钟期光又参加中共平江地方委员会组织的罢课斗争，抗议当局逮捕参加“油潮”的工人和学生，取得“平江油潮”胜利。

1959年刘少奇视察南京军事学院。左起：廖汉生、钟期光、刘少奇。

1926年上半年，钟期光到平江县爽口乡白马庙小学教书，积极投入农民运动。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上半年，任区农民协会委员长、教职员联合会领导成员、共青团平江第二十一支部书记等职。5月长沙马日事变后，钟期光遭国民党地方政府通缉，在党组织安排下及时转移后，国民党当局将他家的房子烧掉，伯父为他娶的妻子捉去卖掉，一个姐夫被杀。6月，钟期光毅然加入湖南工农义勇军平江第一大队。第一大队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时，被留在平江发展游击武装和开展地下革命斗争。7月，钟期光任中共平江下东乡特委书记、游击中队党代表。1928年3月，参与组织领导了震惊省内外的平江暴动（平江“二月扑城”）。7月，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平江起义后，钟期光任中共平江县委党委、组织部长兼军事部长。彭德怀领导红五军离开平江后，钟期光率游击队以献钟、嘉义、钟洞三个区的广大山区为根据地，坚持革命斗争。到1929年5月，全县中共党员发展到1.7万名，成立了县游击总队。9月，钟期光调任江西省铜鼓县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主席，代理苏维埃政府主席。

1948年3月在濮阳合影。左六朱德，左七陈毅，左五粟裕、左三钟期光。

1930年5月，钟期光回平江任中共平江县委组织部长。7月红三军团攻打长沙前，参加了红三军团随军工作团，任攻城主力红五军秘书长。占领长沙后，钟期光到赖汝樵领导的湘鄂赣赤卫军总部工作，负责组织和宣传群众，参与肃清反革命残存势力，维护社会秩序，巩固胜利成果。下半年，钟期光任平江县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兼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参与领导分配土地、扩大主力红军等工作，并主管教育、文化、宣传、出版工作。期间，担任干部学校校长，给党员上课；兼任中共平江县委党校主任，与涂正坤等县委领导一道给党员上课。1931年1月，钟期光任湘鄂赣省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负责编写教育红军新战士的政治教材，参加红军学校第九分校的讲课。5月，任中共湘鄂赣省委保卫分局政治检查科科长，侦察部部长。由于对当时省委、省总工会在所谓“执行国际路线”、“向东南发展”方针下，许多迫害平江、浏阳籍土土长干部案件处理持怀疑态度，钟期光被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改任文书科长，被进行监视与考察。1934年1月省委改组后，钟期光任秘书长，中共湘鄂边中心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通过一段群众工作和武装斗争，使中心县委辖区成为湘鄂赣省委解决财政和情报问题的一个重要基地。

1960年在政治学院。前排左起：莫文华、钟期光、陈毅、陈正人。

1934年9月，钟期光任湘鄂赣边红军第十六师政治部主任。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湘鄂西和鄂豫皖等苏区红军相继离开根据地，湘鄂赣省委和红十六师处于孤立无援境地，在湘鄂赣边山中开始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1935年春，针对国民党军调集11个师正规军和湘鄂赣三省保安团对红军游击区进行新的“划区清剿”的严重局势，钟期光在3月召开的省委执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在敌我实力异常悬殊的情况下，保存实力就是胜利。大家议定：在战略思想上，由重视建设红军主力转变为努力发展各地各级游击武装，由集中歼敌转变为分散游击，集小胜为大胜；在组织建设上，精简机关，实行一元化、军事化与广泛地方化的领导；在武装建设上，纠正过去忽视游击运动的倾向，提出创建10个独立营、组建10人至100人不等的17支游击队；在战术上，采取“盘旋式兜圈子”的方式对付国民党军的“划区清剿”。在大半年吃不上一顿饱饭，夏天蚊叮虫咬、冬天没有被盖的最艰苦岁月里，钟期光和傅秋涛、涂正坤、邓洪、刘玉堂等率省委和军事领导机关，始终活动在平江领导和坚持湘鄂赣各地的游击战争。期间，他一直带着刚到第十六师时师长徐彦刚送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和《苏军政治工作》两本书，作为提高自己、教育指战员的基本依据，注重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坚定指战员们革命信心。

钟期光由于是湘鄂赣省委和军事领导机关唯一的知识分子，负责主持起草、发布省委和红军的指令、教材与文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湘鄂赣游击区军民一边和国民党军的“围剿”针锋相对斗争，一边积极呼吁国共完全停止内战合作抗日。1937年5月，钟期光任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在省委安排下主持起草系列文告。5月15日，公布《快邮代电》，向全国发表声明主张和平合作一致抗日；18日，发表《为挽救中国只有抗战告民众书》、《对全体人民及一切白军武装部队宣言》。稍后，发表《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布告》，对散播红军“投诚”与“收编”谣言的人发出警告。

1962年春，粟裕（左）和钟期光在杭州。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经几次低规格谈判后，钟期光和傅秋涛、涂正坤、刘玉堂一起亲自下山和国民党有关方面谈判。在乘车途经平江县城吃饭时，他提议步行进城见见乡亲们。消息传出，震动了平江县城，沿街挤满群众，一睹红军谈判代表为快。谈判开始后，国民党军第五十师师长岳森首先提议谈释放在押政治犯问题，在岳要求共产党方面开出政治犯名单时，钟期光立即识破这是妄图暗中杀害我重要“政治犯”阴谋，针锋相对要求列出十年内战中被“我们俘虏的国军人员名单”，把岳所提议顶了回去。在讨论“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番号时，对岳提出的要把“红军”两字去掉，意图为将来吞并红军部队暗中做手脚，钟期光严肃指出：“岳师长，将来湘鄂赣可能会有国军名目繁多的‘抗日游击队’；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为了避免混淆，去掉‘红军’两个字，就必须加上‘共产党’三个字。”使岳无言以对。8月底，经国共双方谈判，湘鄂赣红军游击队定名为湘鄂赣抗日军第一游击支队，钟期光任秘书主任。最终，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一团，钟期光任政治处主任。

1940年底，钟期光在江苏东台。

1938年4月，粟裕和钟期光率部组成抗日先遣队，进江南敌后发动群众进行抗战。在开辟新区过程中，充分发扬我军政治工作优势，赢得了群众信任，使先遣队圆满完成了战略侦察和发动群众任务，为新四军主力迅速在江南扎根起了开路先锋作用。钟期光后任新四军第一支队政治部副主任、支队政治部主任，1939年11月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1940年7月，任苏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19411月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苏中军区政治部主任。1945年任苏浙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参与创建了苏南、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参加开辟了苏浙皖边新区。

钟期光长期主持政治部领导工作和部队战时政治工作，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抗战方针与政策，深入战争实际，以保证党对我军的绝对领导为目的，完善与发展我军战时政治工作。针对国共合作抗日情况下国民党及其军队妄图限制和溶化新四军而提出的所谓“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反动口号，钟期光坚持我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我军的领袖是毛泽东主席，公开宣布我军继续设政治机关和政工干部。坚持政治机关是党在军队的工作机关，统一对外，对内建立自己完整的工作系统，使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组织上得以落实与保证。新四军第一师始终没有接受国民党关于不得在军队中发展中共党员的限制，积极发展共产党员，在连队建立党的支部。1941年底，党员占全师人数的38％强，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钟期光坚持认为，我军政治工作“生命线”作用，应具体体现为政治工作的“战斗性”、“创造性”和“知人善任”。首先，他坚持政治工作的战斗性，“树榜样，正上梁”；“敢于反对不良倾向”；“对有错误的同志惩前毖后，不蓄意整人”。其次，坚持政治工作的创造性。根据从红军到新四军、从内战到抗日、从山上到平原、从较为单一的敌我斗争到极为复杂的敌顽我三角斗争等实际情况，他对政治工作在斗争策略、方针政策、依靠力量、工作方法等各方面作出新的发展，把抓好思想教育、提高指战员民族与阶级觉悟，始终当作政治工作中心环节。坚持“正面灌输”；“扶弱为强”；“见事就教”。第三，坚持政治工作的知人善任，“重视配好两个军政主官”；“爱才惜才”；对干部战士做到“政治上关心、工作上支持、生活上体贴”。坚持务实作风，不尚空谈。1942年2月，钟期光提出战时政治工作方针：“缩小机关，充实连队，一切工作在基层，政治工作在前线。”新四军第一师机关最精干时，从师长政委以下只有26人，其中师政治部刚好只有一个班的人数。把精简下来的人充实到基层，尤其是加强连队领导力量；机关在精简后工作效率也大为提高。

1943年合影。前排左起：张震东、刘先胜、王集成、王必成、姬鹏飞；后排左起：陶勇、刘培善、钟期光。

抗日战争胜利后，钟期光任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在粟裕司令员、谭震林政委领导下主持政治工作。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钟期光主持制定和颁发了战时政治工作指示，对部队深入进行战斗动员。“军民团结，提高警惕，粉碎反动派的进攻”等醒目大标语，写满战区村庄的墙壁；营地街头，荡漾着《狠狠地打》的嘹亮战歌。针对敌强我弱的情况，为了争取主动，华野在策略上果断采取先发制人、大胆试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积极防御措施，于1946年7月13日首先发起宣家堡、泰兴战斗，旗开得胜；至8月27日，七战七捷，一个半月歼敌5万余人。广泛深入的战时政治工作，有力地保证了军事斗争胜利。毛泽东主席对苏中战役集中优势兵力歼敌的经验，给予高度评价并转发全军。苏中战役后，钟期光注意总结经验，集中群众智慧，使所属部队战时政治工作有了新的创造与发展。随后，参加了宿北战役。

1947年3月，钟期光在鲁南前线。

1947年1月，钟期光任华东野战军（1949年2月整编为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在鲁南、莱芜、孟良崮、沙土集、豫东、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一系列重大战役中，钟期光负责前线政治工作领导，主持部署战役动员、战场鼓动、执行政策与纪律、战后总结等工作，保证部队连续作战和打大仗、打恶仗的必胜信念与高昂斗志。期间，在部队开展“功劳运动”的经验，被延安《解放日报》称“这是人民自卫战争中的一个创举”，中央军委将“功劳运动”命名为“立功运动”在全军推广。钟期光推广了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火线扩军，随补随打”经验，在济南战役中提出“随俘、随补、随打”的扩军方针，被中央军委转发全军时改为“即俘、即补、即战”，对迅速扩大人民军队，引导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

淮海战役中，钟期光给被俘国民党军官讲话。

1949年7月，为适应国防发展和国家建设对干部的大量需求，钟期光坚决执行第三野战军前委决定，参与创办华东军事政治大学，任副政委和党委书记（校长和政委由陈毅兼任）。华东军大于1949年10月中旬正式开学。第一期学员招收高中文化程度的青年知识分子，还从部队中抽调了一批营团级干部，编成两个“上级干部训练队”，专门培养中级军政指挥人才。除了主持党务和政治工作，钟期光还亲自参与讲课，给学员讲授《社会发展史》等课程。第一期学员毕业后，将一批最优秀者分配到正在创建的海军、空军和其他特种兵部队，加速了人民解放军由单一军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发展。

1950年春在华东军事政治大学。左起：聂凤智、余立金、陈士榘、钟期光、张崇文。

1951年1月，南京军事学院正式成立，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政委。在刘伯承领导下，认真贯彻党中央和军委的办学方针，具体负责学院政治建设。先后建成50个教授会，12个学员系，拥有教员1300余人、学员1400余人，成为一所既有陆军，又有海军空军；既有军事，又有政治；既有速成，又有完成；既有面授，又有函授的综合性军事学府。钟期光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以革命老干部为领导，以中共党员教员为骨干基础上，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决策，具体落实院党委决定，大胆起用近600名起义、投诚或被俘的原国民党军队军官担任军事教员，经教育改造，用其所长，尽其所能。并从毕业学员中逐年选拔新教员充实教员队伍，保证了教学任务的圆满完成。1952年春，钟期光代表刘伯承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军事学院工作。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延安有个清凉山，南京有个紫金山”，将南京“军大”比喻延安“抗大”，对军事学院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同年７月，毛主席为军事学院写的训词指出：“军事学院的创办及其一年多以来的教育，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标志着中国人民建军史上伟大转变之一”。

1954年，钟期光（左起）和刘伯承、陈伯钧、罗赫里斯基在军事学院。

1960年12月，钟期光任军事科学院副政委，后兼任一段战史研究部部长。作为叶剑英的助手，他和其他院领导一起带领全院开展以编写我军条令条例和战史为中心的各项学术研究工作。1963年9月，根据院常委分工负责党委日常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钟期光主张“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单纯引用语录”，“学习毛泽东思想要与创造相结合”，搞军事理论研究“不要光是马恩列斯怎么说、毛泽东怎么说，还要看你怎么说”。在学术思想领导上，坚持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在战史研究中强调尊重历史事实。主张研究干部尽量减少行政兼职，保证六分之五科研时间。要求政治工作要鼓励多出人才，多出成果。钟期光参与领导军事科学院编写和出版《史料选编》、《战役学》等多项重大项目。

“文革”开始后，钟期光作为叶剑英元帅指定的主持军事科学院的助手之一，首先受到冲击。1968年6月接受“中央专案组”的“隔离审查”，完全丧失人身自由。因突发脑血栓耽误治疗，造成身体残废生活不能自理。1971年林彪事件后，仍因与彭德怀案一直挂钩，受到迫害。1973年9月，钟期光解除隔离审查。1975年，恢复党组织生活。1977年，任军事科学院顾问。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上，钟期光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5年，钟期光参与签名，建议“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带头主动退出中顾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