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年彭德怀和吴信泉问起王扶之近况，他因何感慨：真是大难不死
引言
1953年，志愿军从朝鲜凯旋回国，组织任命王扶之担任解放军第39军第115师师长。
随着国家的安定，王扶之逐渐生出一个念头：回家乡看看多年未见的亲人，尤其是见一见分别18年的父亲。
01 年少参军
说起王扶之的身世，他于1923年9月出生于陕西省子洲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他的家乡子洲县身处陕北的黄土高原，不仅土地贫瘠干旱，自然环境还非常恶劣，在这里生活的农民更加非常艰难。
可以说，王扶之也是在苦水里泡大的孩子。在他5岁的那年，母亲因为病痛折磨撒手人寰。
可怜的王扶之只能和父亲、爷爷相依为命。为了生存，他在小小年纪便来到地主家放牛，受尽了苦难，看够了别人的嘲讽和冷眼。
好在他的父亲虽然大字不识，但深知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便到处求人将王扶之送到当地私塾读书。
王扶之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上课时格外认真。在学习期间，她还对古典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可王扶之在私塾读书不满半年，他的求学生涯被迫中止。由于家庭贫困，他不得不回到家中。
但这短短的学习经历，成了王扶之的文化启蒙，也为他今后的革命的生涯打下了基础。
时间到了上世纪40年代，中国大地上烽火四起。1935年，红军建立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刘志丹率领红军队伍在当地到处活动。
彼时的他虽然并不明白革命究竟意味着什么，但看到红军战士和老百姓同甘共苦，听说刘志丹的事迹，他内心也产生了强烈的参军意愿。
当时的王扶之年仅12岁，担心自己年纪太小队伍不让他参军，他便和负责征兵的人谎称自己已经17岁。
就这样，他终于正式成为了一名红军，走上了革命道路。
得知王扶之即将离开，他的父亲虽然知道打仗必定九死一生，但还是义无反顾支持他参军。虽然他是普通农民，但深知红军是一支为了农民打天下的队伍。
离别之前，王扶之含着眼泪与父亲道别，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家乡。
就在他来到部队不久，部队便发现了他的真实年纪。由于年纪太小，组织便将王扶之分配到红26军“少共营”。
这里都是和他年纪差不多的“红小鬼”，年纪最大的只有17岁。虽说“少共营”都是只有十几岁的孩子。
但真正打起仗来，并不输别的普通战士，个个都顶呱呱。
1935年，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刘志丹和徐海东为了阻击进犯的敌人，设计了一个作战方案——围城打援。
他们将部队战士分别分布在劳山两侧，对敌人形成夹击之势，静静等待敌人上钩。
果然不出所料，敌人进入了我军设计好的包围圈。于是，红军几个师迅速发起进攻。敌人一时间方寸大乱，犹如无头苍蝇一般乱窜。
很快，敌人便被我军消灭了大半，其余的敌人逃到几个小山包上，试图负隅顽抗。为了将敌人全部消灭，“少共营”也参加了战斗。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攻打其中的一个高地。
02 解放战争荣获一等功
当时，“少共营”的战士一共200多人。战士们作战的装备也非常落后，使用的不是步枪，就是手榴弹这样的旧武器。
王扶之刚刚入伍，手里甚至连一把枪都没有，只有一杆长长的梭镖。就这样，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便参加战斗去了。
敌人见他们年纪尚小，手上也没有什么像样子的武器，更没有战斗力，非常猖狂，甚至还叫嚣：“你们这些小疙瘩，有本事就给我上来啊！”
“少共营”小战士听了敌人叫嚣，不由地义愤填膺、热血上涌。冒着枪林弹雨，王扶之朝着敌人的高地发起猛攻。
年仅12岁的王扶之虽然是第一次上战场和敌人硬拼，但一点都不害怕。战斗开始后，他扛起了梭镖冲锋在前。
一时间，敌人都被这些“红小鬼”的气势震懵了。敌人还没来得及进行反击，“少共营”的战士们就已经冲了上来。
见敌人正准备举枪射击，王扶之大吼道：“举起手来，缴枪不杀！”
话音刚落，梭镖的矛头便已经抵在敌人脖子上。一时间，敌人吓得瑟瑟发抖，乖乖将手中的枪举过头顶，王扶之一把将敌人手中的枪夺去。
从此，王扶之便有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把枪。
王扶之第一次上战场，便成功缴获了战利品，战友们不由得对他刮目相看，部队领导对她竖起了大拇指。
不久，组织领导见他眼光敏锐、头脑聪明，让他担任测绘员，主要负责战略地图的测绘工作。
之后，他跟随部队参加了红军西征、东征等一系列重大战斗。抗日战争期间，王扶之曾在新四军、八路军的通讯部门和测绘部门任职。
王扶之跟随大部队先后在华中、华北、华东等地转战，为巩固和建立抗日根据地付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国民党便策动了内战。于是，东北地区成为了国共双方互相争夺的焦点。
当时，王扶之在新四军第3师任职。在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的率领下，他昼夜兼程赶赴东北，和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947年3月，已经是二纵第五师第十四团一营营长的王扶之参加了“三下江南”的姜家店歼灭战。
战斗中，王扶之奉命率领部下追击朝着德惠地区撤退的敌人。团首长命令：一营的战士经过十里铺之前，拦截毛家窝的逃敌。
但当他们赶到十里铺时，敌人已经逃之夭夭。于是村民反映：毛家窝棚的敌人有南撤的迹象。
经过研究讨论后，王扶之等人决定放弃毛家窝棚，改为追击南面姜家店的追击敌人。跟随营地一同行动的团政委不同意擅自改变前进方向，坚持还是朝毛家窝开进。
王扶之见状，拍着胸脯表示：“如果我错了，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当晚8点，一营三连来到姜家店北头。正当敌人还分辨不清敌我之际，战士们已经冲到炮楼下面。
敌人见有人来了，问道：“你们是什么人。”班长张继昌灵机一动回答：“我是自己人，前来增援的！”
敌人信以为真，张继昌和战友压低帽檐顺着梯子爬上了炮楼，随即对院内进行了封锁。与此同时，一班战士从村东头迂回到大院南侧企图切断敌人的退路。
敌人见状试图反抗，一营三连的战士们协同用爆破筒、炸药包连续爆破，用重机枪封锁敌人的火力。
敌人见自己失败，躲在房子里不敢出来。于是，战士们便对敌人展开了心理攻势，高喊着：“你们赶紧投降，民主联军优待俘虏，只有放下武器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敌人才终于举着双手投降了。与此同时，我军经将近一个小时的战斗，取得了重大战果。
姜家店战斗，第一次创造了解放军以一个营歼灭美式装备加强营的战例，并收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嘉奖，王扶之也在战斗中立下了一等功。
03 朝鲜战争九死一生
新中国成立后，王扶之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斗。而在朝鲜战场上，他险些没能回到祖国。虽然战斗已经结束70年，但他回想起来依旧历历在目。
1952年，朝鲜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战斗发生后，年仅29岁的王扶之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第115师代师长。
战斗期间，王扶之指挥部队拿下了精锐部队坚守的无名高地。由于志愿军战士在战斗中作战灵活、伤亡较小，志愿军总部让他们及时上报经验，还指派《人民日报》记者刘鸣深入师部采访。
8月2日，刘鸣为了撰写报道来到指挥所。王扶之所在的115师前方指挥所是在一个狭长的坑道中，坑道内壁有一个通往外面的小洞。
战士们因陋就简，在小洞这里做了一个非常隐蔽的小窗户，窗户下面放了一张木制的小桌，阳光射进来非常明亮，这里的也是王扶之指挥的地方。
在这里，记者刘鸣采访了王扶之。见对方在桌下写得非常吃力，他便让记者来自己的位置工作，自己则在坑地里和参谋、作战科长研究工作。
几分钟后，随着“轰隆”一声巨响，一颗重磅炸弹在作战顶上爆炸，坑道也被炸塌了。爆炸的那瞬间，他只是感觉到自己被一股猛烈的力量一推，随后便失去了知觉。
等他再次苏醒之际，只见周围一片黑暗，耳朵里嗡嗡作响，塌陷的的岩石和圆木将他的腿压住无法动弹。
他意识到自己死里逃生，努力回想着事情发生的经过和坑道里的人员。随后，他高声呼喊这七个人的名字。
可除了作战科长苏盛轼和参谋长陈志茂发出微弱的声音之外，其余人都没有任何反应。时间过了一会，王扶之才搞清他们是被爆炸的气浪推到洞底，被坍塌的石土埋在下面了。
由于三个人之间还有一段距离，他们各自受伤，没办法互相帮忙。王扶之便一边鼓励他们自救，一边奋力将压在身上的石块和木头拿开。
几个小时后，他终于顺利逃脱，还帮助其他两个同志成功脱身。当时，陈参谋和王扶之腿部受了重伤，苏科长三根肋骨被砸断不能行动。
为了和外界取得联系，他们找遍了自己全部能找到的电话机，但都没有和外界取得联系。接着，他又尝试敲打水桶、脸盆这些东西和外界联系，都没有任何效果。
与此同时，身在志愿军总部的司令员彭德怀得知王扶之等人埋在洞里的消息后，他亲自给39军领导发电报：“即便想尽办法，也要把王扶之等人抢救出来1”
吴信泉也在39军军部指示：“一定要想尽办法救人！工兵不足的话，可以迅速从军直工兵营派出一部分人前去增援。”
副军长张竭诚立即赶到现场，和第115师政委沈铁兵等人冒着被敌机轰炸的危险，紧张地开始了救援。
时间一点点过去，救援的战士们都埋着头进行挖掘。大家也意识到：王扶之等人生还的机会越来越小。
于是，政委沈铁兵命警卫连找来当地百姓准备做咸菜用的大坛子，用来安放烈士的遗体。
吴信泉是王扶之的老上级，他在悲痛之下发出了生还无望的电报。彭德怀看到电报后表示：“即便是牺牲，也要尽全力找到他的遗体！”
于是，志愿军总部干部花名册的王扶之一拦后面，标注了“牺牲”这两个字。
时间到了8月3日，工兵连副连刘文才意外发现了两只苍蝇从石缝里飞出来。他不由得欣喜若狂。
他立即将这一重大发现向师首长汇报：“既然苍蝇还活着，他们或许还活着。”
于是，沈铁兵决定立即继续增派部队加快救援的进程。终于在当天晚上11时30分左右，王扶之等三人被成功救了回来，其余四人牺牲。
吴信泉得知王扶之等3人还活着的消息，激动地热泪盈眶。他当即指示：“赶紧将他们三人送到军部进行初步的治疗，缓解一下送到国内继续治疗。”
彭德怀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忍不住感慨：“这还真是个奇迹！”
从此，王扶之有了两个“生日”。除了农历九月的生日之外，他和家人会在每年8月2日聚集在一起，庆祝他的第二个生日，也就是他从朝鲜战场上生还的这天。
04 回乡探亲
朝鲜战争结束后，王扶之回到了祖国，大难不死的他也萌生了回乡的念头。
心动不如行动。很快，王扶之便向组织申请了一份探亲报告。很快，审批便正式下达。于是，他便踏上了回乡之路。
为了不惊动政府，王扶之不仅没有穿上引以为傲的军装，也没有带警卫员，只是带了一些简单的礼物便出发了。
经过长途辗转，他终于回到了日思夜想的黄土高原，回到来家乡县城。当时的农村交通不便，从县城去乡下都没有公共汽车。
王扶之不想惊动当地政府，不想麻烦别人派专车送他。可眼下并没有其他办法，他究竟应该何去何从呢？
就在此时，一个老农进入王扶之的视线：这个老汉正赶着一辆驴车朝着城外的方向走着。
于是，王扶之灵机一动快步上前，询问老农：您这是要去哪里？
正所谓无巧不成书，老农赶着驴车准备回家，和他要去的地方正好是同样的方向，可以捎他一段路程。
就这样，王扶之坐上老农的驴车，在吆喝声中朝着家乡的方向驶去......
一路上，王扶之观察着家乡的变化，不禁感慨万分。他当初参加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家乡的老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于是，王扶之便和老农闲聊起来：“老大爷，您今年多大了？”
“今年62岁啦！”老农回答道。王扶之又问：“您的身体怎样，家中状况如何？”
听到这里，老农的话匣子打开，高兴地说：“还真是托了共产党的福，家中分到了田地，我们穷苦人终于翻身，如今的日子比以前好着呢！”
接着，他又说：“我有个儿子，12岁那年便离家搞革命去了，一直到现在都没有音讯，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老农一边说，眼神随即黯淡下来。王扶之听后则心里咯噔一下，心想：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大叔说的这个人和自己的情况基本吻合。
不知不觉间，两个人便走到村口。分别之际，王扶之终于鼓起勇气问：“大爷，你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啊？”
老农脱口而出：“我娃儿叫王扶之。”
听到这里，王扶之才意识到眼前的这个老农竟是自己的父亲。经过岁月的洗礼，曾经年富力量的父亲面容变得如此沧桑，连他都没有认出来。
随着扑通一声，王扶之跪在地上，一边痛苦到：“爹，我回来了！”
此时，老农才意识到眼前的这个年轻人竟是自己未归家十几年的儿子。由于王扶之容貌变化，加上他的眼睛不好使，他们都没有相认。
在确认了互相的身份后，两人忍不住抱头痛哭。他扶起跪在地上的儿子，连忙说：“我娃终于回来了，回来了就好！”
于是，两人继续赶着驴车朝着家的方向驶去......
1956年，已经是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元帅都没有忘记王扶之，询问他的近况。吴信泉表示：“他身体恢复的很好，比原来更结实了，如今在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深造呢！”
彭德怀听后感慨：“真是大难不死，大难不死啊！”
之后，王扶之先后担任过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山西省军区司令员等职务。1964年，王扶之被授予少将军衔。
此外，他还荣获了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朝鲜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
此外，他还担任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1988年，他正式离休。
离休后，王扶之终于享受了一段安详日子。他爱上了书法，书桌上摆放了砚台和笔墨。日常的便是坐在书桌上写毛笔字修身养性。
而他的笔下，并不是传统诗词名句，而是曾经一个个和他并肩作战战友们的名字......
截至2023年，还在世的开国将帅还剩下4人，其中便有王扶之。如今，老将军已经100岁高龄，衷心祝愿老人能身体长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