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性的转折：谜一般的俄国二月革命
1917年2月23日到3月2日（俄历），沙皇制度在8天之内迅速土崩瓦解。一切都如此突然，如此出人意料，以至于到现在仍被称为“二月革命之谜”。
自发性与革命进程
自发性是二月革命的主要特征，从1917年2月23日到3月2日，这8天局势的飞速发展就是这种大规模的自发性爆发的结果。这8天的时间可以分为两段：2月27日以前基本上是完全自发的运动，各政党都未充分认识局势的性质，也未采取实际措施来组织和引导革命；27日开始各政党竭力影响革命进程：自由主义政党及其控制的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在促使沙皇退位、组织临时政府方面起了主要作用；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在组成苏维埃、影响群众运动方面占有主导地位；力量有限的布尔什维克党虽然在群众中积极活动，但“无力影响革命自发性蓬勃展开的过程”。
二月革命史的研究者几乎公认，2月23日（3月8日）彼得格勒工人的罢工是这场革命的开端。这一天是国际妇女日，在首都的一些企业召开了纪念三八妇女节的小型集会或会议，开始了罢工和游行。工人队伍按习惯走向市中心涅瓦大街，打出了“面包！”“打倒战争！”“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这一天，彼得格勒有12.8万名工人（占全市工人总数的32%）参加了罢工。
工人上街游行示威的真实原因是彼得格勒粮食供应不足。有一种说法，23日开始的事件就是“面包骚动”。沙皇政权的保安局在2月初的报告中就指出，“如果居民还没有发动饥饿暴动，那么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最近的将来不会组织这样的暴动：愤怒在增长，而且看不到增长的尽头。而这类饥饿群众的自发暴动将是走向最可怕的无政府主义革命疯狂和无情破坏道路的第一或最后阶段，这是毫无疑问的。”2月中旬，由于运输困难，彼得格勒食品供应进一步恶化。排队买面包的队伍越来越长，居民中的担心、不安和不满在不断加剧。据二月事件的参与者记载：23日的“罢工很快变成了大街上的骚动。这种骚动是自发的……原因是商店门前排队的人们买不到面包”。当然，彼得格勒的“粮食”问题仅仅是积聚在帝国内部的不满这一巨大的炸弹和火药桶的引爆物而已。
罢工开始后，它并没有被马上赋予特殊的政治意义，也没有人想过骚乱会产生什么样的重大结果。人们对于群众性的罢工斗争已不感到陌生了，进入1917年后，大规模的罢工就已发生多次。正因如此，“几乎谁都没有把2月23日在彼得堡开始的那件事看作是革命的开端。人们认为，这一天发生的运动同上星期的运动很少有什么差别”。
但23日开始的事件以极快的速度发展。2月24日，罢工规模越来越大，参加集会和游行的人越来越多。人群的行为开始失控，一些面包铺遭到抢劫，有些地方发生了工人与警察以及后备部队的冲突。25日，彼得格勒全市几乎所有企业都停工了，参加示威的工人已达30.6万人，一些工厂还成立了工人战斗队。城市居民的其他一些阶层也开始参加到游行示威中来，运动开始有了全社会总罢工的性质。但各个政党，包括布尔什维克国内组织、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区联派等，都还未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严重性，只是纷纷表示支持总罢工。但这对事态的性质与进程并无明显作用，群众运动的浪潮仍然在自发地滚滚向前。
对于正在发生的一切，沙皇当局也把它视为通常的“骚动”，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担心。2月22日离开彼得格勒去莫吉廖夫大本营的尼古拉二世在25日获悉彼得格勒的事态后，给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罗夫发去简短电报，要求立即制止首都的骚动。当天夜里，有100余名各个革命组织的成员被捕。2月26日是星期日，警察和部队在城里一些地区向游行者开枪。巴甫洛夫近卫团第四连的士兵拒绝执行镇压游行者的命令，带着30支步枪和不超过100发子弹走上街头，往涅瓦大街进发。在遇到一队骑警阻拦后，他们开了枪。弹药用完后，他们返回兵营并筑起路障。造反遭到镇压，19名主谋被关进彼得保罗要塞。到26日傍晚时，很多人都感到，秩序已经恢复了。晚上，大臣会议主席戈利岑宣布了沙皇关于杜马休会并延期至4月的敕令，并将其送达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这个行动被认为实际上就是解散杜马。沙皇政权一向认为，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活动是造成革命形势的重要原因，所以希望通过解散立宪派控制的国家杜马来除掉骚动的中心。
此时，运动似乎已被压制下去了。26日晚上，在克伦斯基家中举行的各左翼政党聚会上，对局势的估计是保守的。卡尤罗夫回忆说，当时“可以感觉到一点：起义已被消灭了。游行是手无寸铁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还击采取坚决措施的政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区联派的代表尤烈涅夫认为：“没有也不会有任何革命，军队中的运动正在消失，必须采取长期的应付办法。”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也是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的看法。
至此，由23日自发开始的“面包骚动”似乎结束了。事实很清楚，运动并不是按照某个政党的既定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也没有哪个政党直接准备和发动了它。也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提出疑问：“二月下旬发生的‘面包骚动’可以被认为是自发的，但它难道已经是那个我们所称的二月革命吗？”
随后发生的事情又是出人意料的。局势在2月27日发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沃伦团教导队士兵为解救被关押的战友而发动了游行，随后驻扎在彼得格勒各处的几个近卫团的后备营士兵开始上街，同集会游行的工人站到了一起。
当天傍晚，起义士兵已达66700人，几乎占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1/3。一些本来受命要驱散人群、恢复秩序的部队散掉了。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罗夫将军直接指挥的约1000人的一支部队起先集中在海军部大厦等待前线部队到达，然后又到冬宫广场准备保卫冬宫。28日黎明时分，沙皇的兄弟米哈伊尔大公来到了冬宫，在同将军们谈话之后，他指示哈巴罗夫的部队离开冬宫，他不想让人说罗曼诺夫家族又像1905年1月那样在冬宫广场上向群众开枪。于是哈巴罗夫的部队回到了海军部大厦。28日白天，人群包围了海军部大厦。在得到消息说起义者已经占领了彼得保罗要塞以及没有前线部队到达彼得格勒之后，哈巴罗夫命令部队有组织地不带武器撤出海军部大厦。就这样，彼得格勒已不存在有组织的保卫现政权的力量了。
28日，起义士兵已逾12万人。到3月1日，除了两个军事学校的士官生外，彼得格勒的部队完全转到了革命方面。士兵们同工厂工人一起，占领了兵工厂、海军部，夺取了彼得保罗要塞并放出了刚被逮捕的沃伦斯基团士兵，然后又释放了被囚禁的政治犯。内务部和保安局被捣毁。沙皇政权的高级官员被逮捕。彼得格勒的大街上到处是欢欣鼓舞的人群，到处是“打倒卖国贼”、“打到压迫者”、“自由万岁”的口号。塔夫利达宫正门前的台阶成了无休止的群众大会的讲台，登台发言的人一个紧接一个。没有人怀疑专制制度已被推翻，连沙皇的堂兄弟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也率领他指挥的近卫军部队站到了胜利者一边。专制政权土崩瓦解。
士兵的造反改变了局面，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全面倒戈的原因值得探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基本上是由在前线作战的近卫团的后备营组成的，而这些后备部队的人员组成则主要是那些因负伤而送到后方现在伤愈的士兵和刚被征召入伍的农民。从军事角度说，这是一支涣散的、没有纪律性的、没有战斗力的军队。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构成使其比较容易受到革命宣传的影响，但在二月事件中，他们的发动主要不是出于政治的原因，而是因为不愿离开“温暖的营房”、被整编成战斗部队并派往前线。他们随时准备抓住有可能使他们呆在首都安全的兵营里而避免上前线的任何机会。而且，根据同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协议，作为对他们在二月事件中态度的报答，他们将由于其特殊的“革命功勋”而不被调往前线。在旧制度垮台之后，围绕着调动卫戍部队到前线的问题，仍进行着激烈的政治斗争。临时政府还是试图把哪怕一部分“革命卫戍部队”调离首都，但布尔什维克把卫戍部队士兵视为自己最主要的支柱，捍卫他们留在彼得格勒的权利，而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也确实迅速地布尔什维克化了。但在前线部队甚至在亲布尔什维克的部队中，对于首都卫戍部队极为鄙视和敌视。在阵地上流传着这样的威胁：“我们要用刺刀把彼得格勒那帮家伙押进战壕！”从政权安全的角度来说，沙皇政权把大量的后备部队放在首都是干了一件蠢事。因为无论如何，正是彼得格勒士兵的暴动成为二月事态转折的标志。
由于27日运动出现重大转折，各政党纷纷采取行动，以各自的方式对革命进程施加影响。27日由民主派政党和自由派政党分别发起成立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是二月革命中最关键的事件。
这天，刚从监狱中出来的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部领导人、孟什维克К.А.格沃兹杰夫、П.О.波格丹诺夫、Г.З.勃列依多等人直接赶到塔夫利达宫，同孟什维克国家杜马党团代表齐赫泽、斯科别列夫以及苏汉诺夫、斯切克洛夫等人一起，宣布组成工人代表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并立即散发传单，要求各企业和部队立即选出苏维埃代表到塔夫利达宫集中：每1000名工人和每一个连的士兵选出一名代表。当天晚上召开了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与会者超过1000人。会议选举产生了正式的执行委员会，齐赫泽担任主席，克伦斯基和斯科别列夫为副主席。
彼得格勒苏维埃通过了呼吁书，内称“斗争还在继续，它应该进行到底。旧政权应该彻底推翻并让位于新的人民管理。这样俄罗斯才能得救。为了顺利完成争取民主的斗争，人民应该建立自己的政权组织。……我们将齐心协力为彻底排除旧政府、在普遍秘密直接和平等基础上选举并召集立宪会议而斗争”。
会上还成立了由社会革命党人姆斯基斯拉夫斯基和菲里波夫斯基为首的军事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彼得格勒苏维埃士兵部，建议在前线和后方部队中选举连和营的委员会或苏维埃，由其掌握武器、控制部队和管理军营内部生活；宣布士兵与其他公民平等。苏维埃决议以呼吁书或命令的形式公布这些决定。为形成这个文件，选举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当天完成了著名的“一号命令”。命令要求立即选举士兵委员会，所有武器必须掌握在委员会手中，士兵在享有公民权利方面不受任何限制，等等。据临时政府最后一任军事部长维尔霍夫斯基证实，一号命令当时共印刷了900万份。在这之后，苏维埃在士兵中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俄国军队迅速瓦解。
苏维埃很快成为最重要的现实政治力量。不过，在其成立后的最初日子里，苏维埃领导人和苏维埃代表对自己的力量并无信心，也不够强硬。每次一听说有某支部队快要到达或可能发生枪击的消息——这些消息往往是假的，苏维埃代表们就抓起自己的大衣或斗篷，仓皇奔向出口。沙皇政权可能镇压仍是笼罩在他们头上的令人恐惧的阴影。
在彼得格勒的运动愈演愈烈之时，自由主义反对派也加强了对政府的压力。2月27日，与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几乎同时，也是在塔夫利达宫，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召集进步同盟会议讨论局势和对策。根据会议的授权，罗将柯向正在莫吉寥夫大本营的尼古拉二世发去电报，强调了局势的严重性，并且指出，制止革命和恢复秩序的唯一办法是立即解除所有大臣的职务，由沙皇发表宣言，宣布成立对杜马负责的政府，并委托一个受公众信任的人来组织新内阁。罗将柯还同军队主要将领谈判，促使他们向沙皇施加压力。在这个过程中，召开了部分杜马代表会议，决定成立“恢复首都秩序与联系有关机构和人士的杜马临时委员会”，由罗将柯任主席。杜马临时委员会发表告全国人民书，宣布它将负责恢复国家和社会的秩序。同时罗将柯电告沙皇，说彼得格勒的革命如火如荼，政府机构已经失去作用，无知的群众主宰着局势，为了防止军官和政府官员被杀，安抚狂热的情绪，杜马委员会决定承担起政府职能。但杜马临时委员会及其领袖是小心翼翼的，“就像在苏维埃中的情绪一样，这里也没有任何自信——也许今天或明天就会有部队从前线回来，将会严厉地对付‘杜马革命家’”。
君主制问题
在27日中午以前，尼古拉二世和大本营的将军们还没有特别注意有关彼得格勒事态的报道，认为这只是通常的“骚动”。但在传来有关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暴动、首都当局无力用自己的力量将其平息的消息后，大本营才“清醒过来”。尼古拉二世的第一反应是明确的：指示将一些前线部队调往彼得格勒，命令曾任西南战线和西方战线司令的伊万诺夫将军率领大本营的部队前往彼得格勒恢复秩序。同时，伊万诺夫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以取代“惊慌失措的”哈巴罗夫将军，由大本营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签署的秘密命令授权伊万诺夫将军对居民适用野战军事法庭。
根据沙皇的指示，大本营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命令格奥尔基营从莫吉廖夫前往彼得格勒，同时还从北方战线、西方战线和西南战线调了几个团和一些“可靠的将军”去彼得格勒。运载格奥尔基营的列车在3月1日早上到达皇村，然后又退到维里扎车站并在这里停下，部队没有采取行动。从北方战线调来的一支部队在卢加车站同地方部队的代表相遇，随后宣布自己不会承担讨伐任务。
28日清晨，在格奥尔基营从莫吉廖夫出发前，尼古拉二世乘专列离开了大本营前往彼得格勒郊外的皇村。这一天所经过的城市都很平静，彼得格勒的动乱还没有波及俄罗斯的腹地。3月1日凌晨2时左右，专列到达离彼得格勒还有200俄里的小维谢拉车站后，铁路部门通知说不能再走了，因为下面几个车站如托斯诺、柳班等看来已被造反的“革命部队”控制。后来弄清楚，是经过托斯诺和柳班的军车上的士兵砸了车站上的小吃部，然后又上车走了。但为了安全，沙皇专列掉头开往北方战线司令部所在地普斯科夫。
沙皇专列在3月1日中午停靠旧鲁萨车站，这里的气氛完全不同。站台上聚集了很多想见见沙皇的百姓。当沙皇在车厢窗口露面时，所有的人都脱帽致敬，很多人还双膝跪地，画十字表示祝福。3月1日晚上专列到达普斯科夫车站后，北方战线司令鲁兹斯基将军登上了沙皇专列，在此之前，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要求他劝说尼古拉二世同意成立一个对杜马负责的政府。鲁兹斯基后来写道：沙皇对他提出的“关于成立责任内阁必要性的理由平静地、冷静地但又带有强烈信念地表示反对”，说难以想象一个立宪制的俄罗斯将会是什么样子。沙皇不同意鲁兹斯基提出的“君主在位，政府治国”的公式，但在鲁兹斯基将军的压力下，最终还是作出了让步。3月2日0时20分，沙皇给已经率领部队到达皇村的伊万诺夫将军发去这样一封电报：“在我到达和向我报告之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但他事实上再也未能到达皇村，而已在皇村待命的伊万诺夫将军和他的部队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的话，那么俄罗斯将会成为立宪君主制国家。然而，彼得格勒的事态又有了新的发展。杜马领袖原先以为，沙皇允诺成立责任内阁的让步将安抚“下层”，但如火如荼的群众集会、游行，以及卫戍部队士兵们不再服从命令的情况，对杜马反对派形成了新的压力。在杜马临时委员会中，以立宪民主党人米留科夫为首的部分人倾向作出更大的让步以阻止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即废黜尼古拉二世，以一位新的君主来取代他。按照米留科夫及其支持者的考虑，这将为保留君主制提供一个好的机会。具体的方案是：说服尼古拉二世退位，将皇位让与皇位继承人、13岁的阿列克谢，由沙皇的兄弟米哈伊尔大公摄政。杜马领袖们感到，这个方案比较适合快速变化的局势。十月党人古契科夫和君主主义者舒尔金被火速派往普斯科夫，以便直接与尼古拉二世谈判。
鲁兹斯基将军在结束同沙皇长时间的谈话之后，回到自己的司令部与罗将柯通话。通话是从3月2日的凌晨3点30分开始的，持续了大约4个小时。当鲁兹斯基告诉罗将柯沙皇已作出让步时，罗将柯回答说：“很遗憾，宣言（指成立责任内阁的宣言）已经晚了”。“皇朝的问题被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要求沙皇逊位给儿子，由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摄政已经是确定无疑的”。罗将柯表示，只有这样处理，危机才可能解决，“政变将是自愿的，而且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无痛苦的，那时一切都将在几天内结束。”为了敦促尼古拉二世退位，杜马临时委员会派古契科夫和舒尔金作为使者立即前往普斯科夫。
鲁兹斯基与罗将柯的谈话通过司令部的电话同时传到了莫吉廖夫，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了解杜马领袖的新意见后，指示大本营的卢科姆斯基将军把北方战线参谋长Ю.达尼洛夫将军叫到电话机旁，要求他立即“不顾礼节”叫醒尼古拉二世，把鲁兹斯基和罗将柯谈话的全部内容提供给他。同时，他指示将鲁兹斯基与罗将柯谈话的概要用电报发给各战线和舰队的司令。阿列克谢耶夫要求他们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他的措辞是有倾向性的：“看来，局势不允许其他的解决办法”。当天，西南战线司令勃鲁西洛夫，西方战线司令埃维尔特，高加索战线司令、前最高统帅、沙皇的叔叔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等先后回电，支持要求尼古拉二世退位的意见，呼吁沙皇为祖国做出牺牲。西方战线司令埃维尔特将军在电报中说：“为了拯救祖国和皇朝，作出符合杜马主席声明的决定，看来是能够制止革命、把俄国从无政府主义的灾难中解救出来的唯一措施。”只有罗马尼亚战线司令萨哈罗夫将军愤怒地表示反对并谴责罗将柯等杜马立宪派领袖的“背叛行为”。
3月2日下午3点，鲁兹斯基拿着从阿列克谢耶夫那里收到的主要将领的电报去见沙皇。尼古拉二世面无表情地读了鲁兹斯基带来的电报，然后鲁兹斯基开始说话：只有这条出路，让位给皇太子。在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尼古拉二世说：“我不知道，是否全俄罗斯都希望这样。”鲁兹斯基将军回答说：“陛下，现在没有进行民意调查的可能性，但事态发展很快，形势已经恶化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任何拖延都有可能产生无可挽回的灾难。”鲁兹斯基要求沙皇听听在场的萨维奇和达尼洛夫将军的意见，尼古拉二世表示“希望听到坦诚的意见”。两位将军支持自己的司令的意见。大家都沉默不语，大约过了一两分钟，沙皇说：“我决定了，我退位。”随后拟定了给罗将柯和阿列克谢耶夫的两份电报，其内容是：尼古拉二世将皇位让与继承人阿列克谢皇子，在他成年以前由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大公摄政。但在电报就要发出时遭到了一些沙皇侍从的阻止，他们为沙皇的决定而震惊，要求缓一缓再发出电报，至少等到彼得格勒有新消息来，因为当时知道古契科夫和舒尔金已经出发来普斯科夫了。尼古拉二世有些动摇，也许是看到了一丝微弱的希望，于是决定听了杜马使者的意见再说。
3月2日深夜，古契科夫和舒尔金到达普斯科夫，向沙皇阐述了关于他让位于阿列克谢的方案。尼古拉二世的答复使所有在场的人感到非常意外，他说白天他决定让位于儿子，但在仔细考虑了自己的处境和儿子的病情之后，决定不仅自己退位，而且也代儿子让位于兄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大公。鲁兹斯基将军后来写道：大家都哑口无言，因为沙皇没有权力为儿子——法定继承人——放弃皇位。在一阵沉默之后，古契科夫和舒尔金接受了新的方案。他们认为，在国家基础已遭破坏、对法律的理解变得虚幻的情况下，让谁成为新的君主的问题已经显得不重要了。他们只是请求尼古拉二世在签署定于3月2日下午3点退位的文件前，批准任命李沃夫为总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为总司令。在沙皇签署的声明中说，“我传位于我的兄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大公……我嘱托我的兄弟在管理国家事务时与立法机构中的人民代表保持充分的牢固的一致，并宣誓忠于那些将由他们确定的原则”。稍后，3月7日，在对军队的最后文告中，尼古拉二世要求“服从临时政府”。这个文告被临时政府禁止发布。
保存下来的沙皇与古契科夫和舒尔金的谈话记录表明，沙皇是动摇的。他的怀疑源自于他不相信缺乏经验的自由主义活动家具有管理这样一个处在战争时期的庞大国家的能力，以及确信只有君主制和专制制度能够适应俄罗斯的历史传统和精神。他在决定退位的时候相信，俄国的君主制度将会保留。据宫廷警卫队长沃伊科夫证实，尼古拉二世回到包厢时眼中含着泪水。尼古拉二世在3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周围都是背叛、胆怯和欺骗！”显然，他认为自己是被那些有义务为自己服务到底的人出卖的。在俄国君主制垮台的过程中，平时是如此强硬、如此招眼的俄国君主主义者，特别是黑色百人团，在关键时刻却没有表现出保卫君主制和君主的愿望，相反急忙离开了沉没中的君主制船只。
军队主要将领在促使尼古拉二世退位问题上起了决定性作用。大本营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在28日早上还调动部队前往彼得格勒，但到晚上他就决定支持杜马临时委员会主席罗将柯了。在这段时间里，罗将柯说服他不要用暴力的、军事的手段来对付彼得格勒，而要用政治的方法促使沙皇成立对杜马负责的政府。这个关键军事领导人立场的转变对后来局势的发展至关重要。在得到各战线司令的支持后，阿列克谢耶夫命令已经到达彼得格勒郊区的伊万诺夫将军放弃早先确定的行动，并促使尼古拉二世接受杜马临时委员会的要求。对于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急剧转变，后来一些侨民和君主主义者指责他背叛。但是阿列克谢耶夫同情自由主义领袖，主要是出于吸引更广泛社会力量参加军事努力的考虑。他认为，由于拉斯普京丑闻，尼古拉二世在军队高层已经威信扫地，随着他的退位，政权将得到巩固，军事努力将会更加积极。
但是让米哈伊尔继承皇位的行动又一次落后了，就像当初试图通过允诺成立“对杜马负责的政府”以挽救君主制一样。随着彼得格勒群众情绪的发展，自由派领袖中出现了主张结束王朝、实现共和的意见。罗将柯在与普斯科夫和大本营联系过程中竭力使将军们相信，拒绝宣布米哈伊尔为皇帝只是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是有效的，立宪会议将就俄国君主制度的问题作出决定。这个新的突然的转折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感到气愤，他试图在大本营召开战线司令会议，用他的话说是为了对政府施加压力，但他已找不到直接的支持，将军们不再愿意干涉彼得格勒的政治骚动。
3月3日清晨，10～12名杜马临时委员会和临时政府的成员来到百万街布加金娜公爵夫人宅邸，米哈伊尔就藏在那里，向他提出了两种观点供“裁夺”：以克伦斯基和罗将柯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要求米哈伊尔大公至少在立宪会议之前拒绝接受皇位；以米留可夫和古契科夫为代表的另一种观点坚持要他无条件接受皇位，认为这是保存俄罗斯国家的最后机会。最后前一种意见占了上风。在拟定的宣言文稿中是这样写的：“我决定：我只在我们的人民表达了自己意志的情况下才可能接受最高权力，他们应该举行全民选举，通过自己在立宪会议中的代表确定俄罗斯国家的治理形式和新的基本法。”宣言呼吁全体居民服从临时政府并以此使之合法化。俄罗斯君主制就此被画上了句号。在这个过程中，自由主义反对派挟群众运动的威力对尼古拉二世施加压力，是结束君主制的主要力量。
沙皇制度的被推翻通常被认为是全民的意志，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革命进程中彼得格勒群众的情绪是出现了超越立宪君主制的范围的趋势，在有些工人、士兵的集会上，通过了实现共和国的决议。但是，这些决议并不是出自“孱弱的群众”，而是由左翼政党的代表倡导和建议、在群众集会的热烈场面上得到通过之后被送往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并在这里被作为“人民的声音”接受下来。然后“执行委员们”向政府和杜马临时委员会提出了这个问题。在这里，倾向于由立宪会议解决未来国家制度问题的意见得到了加强。这些事态发展又反过来强化了社会上的反王朝情绪。3月2日，米留可夫在塔夫利达宫发表演说时谈到了立宪派在国家制度和皇位问题上的立场，结果引起群众长时间的反对王朝的口号声。随后，举行了反对君主制、要求宣布俄国为共和国的示威游行。卫戍部队的军官派出代表团向杜马委员会表示，如果米留可夫不收回自己的话，那么军官的生命在任何一个团里都无法保证。米留可夫只得宣布，他说过的有利于罗曼诺夫王朝的话只是他个人的意见。当古契科夫带着沙皇让位于米哈伊尔的诏书从普斯科夫回到彼得格勒，在铁路工人集会上为“米哈伊尔皇帝”祝福时，工人们关上了大门，试图把诏书毁掉，把古契科夫干掉。
但即便如此，这种情况也只是发生在彼得格勒。首都以外的庞大的俄罗斯在那些日子里并没有参与这些事件，也没有表达自己对俄罗斯国家制度的意见。二月革命期间，工人对待君主制的态度并不一致，二月事件是在“打倒战争”而不是“打倒沙皇”的口号声中发展起来的。在一部分情绪激进的首都工人提出“打倒沙皇”的口号后，仍有很多工人对此并不确定，甚至愿意支持君主制度。在外省，传统的政治观念几乎还没有任何改变。在伊丽莎白格勒市工人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致拟议中的皇位继承人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的致敬电。在哈尔科夫铁路工厂，当一位社会党人向工人们宣布沙皇已被推翻时，一些工人把他从临时搭起的讲台上揪了下来。在赫尔松，当省长宣读尼古拉二世退位的诏书时，一些刚刚参加了革命游行的工人双膝跪下。君主制的思想在农民中具有更深的根基。虽然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士兵大量参与二月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民对沙皇的忠诚已经动摇，但大部分农民并没有失去对沙皇的信任。
政权问题
当沙皇专列在铁路线上来回运动最后停在普斯科夫的时候，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着手谈判组织临时政府的问题。
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同意谈判，是由掌握其领导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革命理论决定的。早在1905年革命之后，孟什维克就逐渐形成了关于俄国未来革命的理论。他们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革命的任务是为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开辟道路。而既然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那么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来掌握政权。社会主义政党将实行对资产阶级政府施加压力的政策，以争取实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二月革命中，孟什维克实践了这一理论，认为立宪民主党是“最有资格执政的民主派”。政权应该集中在由自由主义政党的代表组织的政府手中。至于社会革命党，1905年革命的结局使它得出了与孟什维克类似的结论。在二月革命中，社会革命党人起先是尽量避免掌握权力，继而又同孟什维克一起，与立宪民主党实行合作。
但除了这个因素，还存在着更加实用主义的考虑：形势还有不确定性，还不能肯定沙皇政权已经完结了，伊万诺夫将军的部队随时可能进入彼得格勒。而与杜马的妥协能够使已经发生的事情具有某种“合法性”。
为了便于让资产阶级出面领导运动，27日的苏维埃会议没有讨论关于战争和君主制的问题，而只是着手处理一些相对次要的问题，如彼得格勒的粮食供应、接管金融机构等。即便在这些问题上，苏维埃也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领导，新成立的粮食委员会任命立宪民主党杜马党团领袖盛加略夫担任主席；接管金融机构一事完全由杜马负责；军事委员会也在当夜根据罗将柯的建议与杜马军事委员会合并，并由杜马代表担任主席。
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宣称自己准备支持新政府，但前提是它不损害“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执行委员会确定由齐赫泽和执行委员会委员苏汉诺夫、索科洛夫、斯捷克洛夫、菲利波夫斯基与杜马临时委员会进行谈判。而国家杜马的领袖也很清楚，在国家崩溃的情况下，除了与苏维埃谈判之外，不可能指望还有别的什么出路。
3月1日到2日的那个夜里，苏维埃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谈判通过了临时委员会提出的第一届临时政府组成名单。达成的妥协性纲领的八点内容是：立即赦免政治犯，实行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罢工的自由，取消阶级、等级和民族的限制，立即准备根据普遍、平等、直接、秘密原则选举并召开立宪会议，以隶属于地方自治机关的民警取代旧警察，按四项原则选举地方自治机关，不解除参加革命的部队的武装、也不把他们调离首都，士兵享有一切公民权利。应该说在总体上这是一个把国家引向宪制和民主的纲领。列宁在回到俄国后也承认，俄国仅仅在几个月时间里在政治制度方面就“赶上了先进国家”。
由于执行委员会与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妥协，国内形成了苏维埃（1917年6月选出了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临时政府两个中心。苏维埃确实表达了“革命民主派”（工人、农民、士兵）的利益，而临时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有资格”的阶层以及全国性的利益。尽管存在实质性的分歧，但它们保持了在主要问题上的妥协。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对临时政府的支持已经创造了日后自由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政党（除布尔什维克）组织联合政府的现实可能性，从而为二月革命后的俄国走一条较为和平的道路提供了条件。
通常认为，二月革命后政治局面的基本特点是两个政权并存。实际上这只是表面现象，更本质的特点是无政府主义泛滥。因此，与其说是出现了双重政权或两个政权并存局面，还不如说是在空前的无政府主义情况下存在着两个政治中心，因为实质性的问题不是真正的权力机构多了，而是政权的权威不够或者就是没有有效的政权。
在二月革命后的俄国，还未能摆脱旧制度遗产就急剧地按照西方模式实现民主化，而且还是在战争期间，因此不可能没有消极后果。在推翻了旧的权威之后，获得了解放的俄国人民表现出他们向往自由自在、无所拘束的天性。“给予的自由”被下层人民群众接受为允许做任何事情，对于和平、土地和其他东西的现实渴望压倒了还未来得及扎根的公民意识。
有一种观点认为，临时政府只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压力下才被迫作出了政策让步，但实际上临时政府还是希望结束旧制度残余、建设新社会的。但问题在于，自由主义领袖及其领导的政府对二月革命后俄国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认识和判断是不正确的，因此其政策中有很多政治上幼稚的、不切实际的东西。最主要的是，临时政府没有看清楚二月革命后彼得格勒政治舞台上的真正主角是不再承认任何权威的群众，没有把群众的迫切需要作为稳定政局的问题来解决，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拖延不决，结果最终被群众抛弃。
二月革命的胜利是在彼得格勒决定的，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外省以及前线，基本上是平静地、和平地接受了2月底3月初彼得格勒的事变。
外省的二月革命被称为“电报革命”，这一说法反映了地方上二月革命的实际过程。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成员布勃利科夫关于杜马已掌握政权的电报以及报纸上有关彼得格勒事态的报导，成为地方上开始革命的信号。“电报革命”也反映了彼得格勒以外广大地区对革命的抵制和反抗是微弱的这一事实，说明以社会爆炸形式表现的二月革命是国内形势发展的结果。但首都与外地的革命并不是完全协调一致的，如果说彼得格勒的革命主要是在“打倒战争”的口号下展开的，那么外省的革命则更多的是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下进行的。“革命是为了战争的胜利”是许多地方3月发生事件的潜台词，有时甚至成为直接的口号。
2月27日杜马临时委员会成立之后，马上就得到了全国各地地方自治机关的有力支持。数千封来自地方的电报都表示拥护革命、拥护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决定。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各地的地方自治机关都把它视为“革命人民意志的产物”，是人民“早已期待的政府”并得到他们的“充分信任”，宣称已为全面支持临时政府作好了准备。萨马拉地方自治机关负责人在给李沃夫总理的电报中说，他作为地方自治运动公认的领袖而当选为政府首脑是实现俄国地方自治运动宿愿的保证。斯摩棱斯克地方自治会议表示相信，李沃夫领导的政府“将把祖国引向最后的胜利并为伟大的俄罗斯开辟光辉的前景”。
革命初期，临时政府把地方自治机关作为地方政权的唯一基础。在二月革命从首都向外省发展时，地方自治机关成为临时政府的权力在地方上的支柱。许多省、县的地方自治机关向临时政府提出，他们应该成为地方政权的骨干。还有一些地方自治机关干脆自行接管了当地政权。而临时政府也在3月5日正式宣布，各省、县地方自治会议主席为临时政府委任的拥有全权的政治委员，暂署当地政务，从而使临时政府至少在形式上控制了全国。
但这个决定也引起了许多地方群众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任命那些名声不好的地方自治会议主席担任政治委员是对革命的嘲弄，并纷纷给临时政府发出信件和电报表示抗议，要求临时政府以至李沃夫总理本人解除当地政治委员的权力，其理由都是这些人与旧政权有密切联系，推行反人民的政策。3月，在彼得格勒、明斯克、梁赞等许多省份，都发生了群众自发地逮捕政治委员或宣布解除他们职务的事件。4月，政府几乎每天都收到有关这类情况的报告。在革命中被卷入政治生活的人民群众迅速地觉醒，要求一切政府官员均由选举产生的呼声越来越高。
这种形势迫使自由主义政党控制的临时政府在地方政权组成问题上做出妥协，改变了对地方自治机关的态度，同时开始正视“社会执行委员会”的存在。社会执行委员会出现于二月革命期间，并很快遍布全国，在省、县、区各级积极活动。同地方自治机关相比，社会执行委员会是群众自发的组织，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政治立场也更为激进。
3月中旬，临时政府决定省和县的政治委员由选举产生，力图争取社会执行委员会的支持。临时政府还公开表示，当初指定地方自治会议主席担任地方政治委员，是认为他们在民主阶层中享有威望并受到信任，堪为政权的基础；现在既然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地方自治会议主席都符合这些条件，就应该允许由其他社会人士担任政治委员。3月27日，临时政府又发出指示，各省政治委员在自己的活动中应依靠同全省保持着紧密联系的社会执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执行机关应成为全省社会意见的负责任的表达者。于是，社会执行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地方自治机关而成为地方政权的重要基础。原先由临时政府任命的省、县政治委员，开始被社会执行委员会选出的代表接替，政权的构成发生了变化。
在地方政权组成问题上的让步也许是自由主义在二月革命后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而作出的最重要的努力。自由主义领导集团甚至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自己的传统，削弱了自己与地方自治机关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