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辛德勒名单》的历史真实人物：红衣女孩与集中营的秘密婚礼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名单》，至今依然是对二战德国大屠杀最感人、最令人震惊的描绘之一，而且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纳粹商人奥斯卡·辛德勒拯救了1000多名犹太人。尽管电影中包含了真实的历史人物，但还是在他们的经历、背景和故事中，加入了艺术创作的元素。
那么，《辛德勒名单》中角色的背后，到底是哪些真实历史人物呢？其中一些人——例如伊萨克·斯特恩和米特克·彭珀——利用他们掌握的特权来帮助人们。而其他一些人——例如阿蒙·格特——则是无恶不作的战争罪犯，为了自己的娱乐而杀人。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辛德勒所拯救的幸存者，之所以得以看到战争的结束，是因为一群为他人着想而实际行动的人们的勇敢和坚持。就像逃过大屠杀的人们的故事一样，他们的故事也并不典型。虽然辛德勒及其朋友确实可能拯救了一千多条生命，但在大屠杀期间，纳粹及其合作者却杀害了多达六百万犹太人。
但不得不说，《辛德勒名单》中真实人物的故事，展现了人性中最黑暗与最光明的时刻。
埃米莉·辛德勒也为拯救犹太人尽了自己一份力，尽管她在电影中很少出现
和她的丈夫一样，埃米莉·辛德勒出生在后来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家庭。后来，她和丈夫一起全身心致力于反对大屠杀，保护犹太人。
尽管奥斯卡·辛德勒在妻子抵达波兰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他的秘密工作，不过在埃米莉的加入后，她很快成为辛德勒重要的合作伙伴。
她积极参与照顾丈夫犹太工人的工作。据报道，她还卖掉了自己的珠宝，购买药品和黑市上的供应品，以建立一个为工人设立的秘密医疗办公室。
埃米莉·辛德勒还在为新工厂寻找新地点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而该新工厂在保护她丈夫的工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一些犹太工人和亲信的建议下，奥斯卡·辛德勒决定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伦利茨建立一家军火工厂，以便将工人送到那里，而不是送往死亡营。
正如《卫报》在埃米莉·辛德勒于2001年去世时报道的那样：
然而，埃米莉·辛德勒始终坚称，拯救工人的文件是由她签署的，而不是她丈夫。她去找了布伦利茨的市长，她的游泳老师，获得了拯救工人生命的许可证。事实上，布伦利茨的工人也从未工作过，并且自己也花了大部分时间努力养活他们。
当被问到她为什么愿意冒着如此大的风险，来帮助这么多人时，在战后移居阿根廷后的埃米莉·辛德勒，回答道：
为了人类，我只想说：人道。如果我有能力帮助一个人，我会帮助任何人。在那些时候，我有能力帮助一个人...而且也是出于慈善的目的，我会去帮助。人道是我的原则。我不能容忍不公正。这是我在父母家学到的...不公正，我不能容忍！
埃米莉·辛德勒不仅容忍了丈夫频繁的不忠行为，还看着他的声誉超越了自己。当托马斯·凯恩利写了作品《辛德勒的方舟》后，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将其改编成《辛德勒的名单》，并将埃米莉·辛德勒的角色改为一个不重要的配角。
约瑟夫·鲍（又名“以色列的华特·迪士尼”）与妻子丽贝卡在集中营结婚，而后她救了他的命
《辛德勒的名单》展现了人类最深层的暴行，同时也展现了最简单但充满希望的时刻。其中一场场景中，两名囚犯在集中营中结婚。而这个场景居然是受到了一个真实婚礼的启发。
在克拉科夫出生的约瑟夫·鲍和他的家人，被囚禁在波兰的普拉绥劳工集中营。营地官员充分利用了鲍的艺术才能，让他担任地图艺术家和文书。
与此同时，丽贝卡·坦恩鲍姆在同一个集中营中做着美甲师的工作，然而她总是在枪口威胁下工作。她曾为阿蒙·格特修剪过指甲，后者威胁说如果她刺痛了他的手指，就会开枪打她。
后来两人在集中营中相遇，并很快坠入爱河。
约瑟夫·鲍和丽贝卡·坦恩鲍姆在集中营守卫的眼皮底下秘密举行了婚礼。正如约瑟夫·鲍在他的回忆录中回忆道，这个婚礼与电影中的婚礼，有很大的不同：
我用 4个面包换了一把银勺子，再用另外4个面包，让钟表店里的珠宝商为我们做了两个戒指。那天晚上，在我母亲的铺位旁边，我们举行了一个小型婚礼。没有拉比（犹太民族中阶层名），没有宾客，没有音乐，没有蛋黄酱沙拉。我只是念了传统的“Harei At…”，最后母亲给了我们祝福。
在救了奥斯卡·辛德勒的亲信米特克·彭珀的母亲的性命后，丽贝卡·坦恩鲍姆被加入到即将获救的集中营人员名单中的机会，但只有一个位置。由于不愿留下丈夫，她坚持要求彭珀将约瑟夫·鲍的名字代替她的名字加入名单中。最后，约瑟夫·鲍去了辛德勒的工厂，而丽贝卡·坦恩鲍姆去了奥斯维辛集中营。
奇迹般地是，他们俩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在团聚之后，约瑟夫·鲍和丽贝卡·鲍移居以色列，之后约瑟夫·鲍获得了“以色列的华特·迪士尼”的称号。
几十年后，当被问及为什么她会为了丈夫而放弃了在辛德勒名单上的位置时，她说：“因为我丈夫对我来说，比我自己更重要，而且我并不害怕死亡。”
黛安娜·赖特是克拉科夫最早的女性建筑师之一
她在《辛德勒的名单》中的出现虽然短暂，但却令人难忘：一名女囚犯在发现一座新建筑的基础建设质量太差劲时，直接向阿蒙·格特提出抗议。于是，格特开枪射杀了她，因为他无法容忍一名犹太囚犯纠正他的错误。
这名囚犯是一位真实存在的人：黛安娜·赖特，一位建筑师。赖特在当时很少有机会成为建筑师的时候，成为了一名建筑师。她于1927年毕业于利沃夫技术大学，获得了建筑学学位，很快开始在克拉科夫设计建筑。
她在1943年死于克拉科夫集中营，被一名党卫军官员杀害，尽管情节与电影中的戏剧化呈现略有不同。
米泰克·彭珀在克拉科夫拘留所，担任指挥官的秘书
米泰克·彭珀曾居住在克拉科夫隔离区，是该城市唯一允许犹太人居住的地方，而且当时所有隔离区的居民最终都会被送往集中营。彭珀最终被送往普拉绥集中营，不过鉴于他的技能——一名经过训练的速记员，懂得德语和波兰语，于是彭珀被分配了一个特殊的任务：成为克拉科夫集中营指挥官阿蒙·格特的秘书。
彭珀的职位让他得以近距离目睹格特的残忍行为，还通过这个职位结识了奥斯卡·辛德勒，并获得了大量文件的访问权。之后彭珀向辛德勒传递了信息，甚至帮助说服他利用自己的职位，来保护普拉绥集中营的犹太囚犯。
彭珀为什么要冒着巨大风险与辛德勒合作呢？他在回忆录中解释道：“我希望在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保护人们的生命。”
在《辛德勒的名单》中，彭珀的故事大部分与以撒克·斯特恩的故事合并在一起，被描绘成一个综合人物。
利奥·罗斯纳被迫为党卫军军官拉手风琴
1943年初，24岁的利奥·罗斯纳被送往波兰的普拉绥集中营。利奥和他的兄弟亨利拥有独特的技能：专业音乐家。利奥是一位手风琴手，而亨利是一位小提琴手。
集中营指挥官阿蒙·格特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两个人的才华。于是他要求罗斯纳兄弟在他的集中营聚会上演奏音乐。正如罗斯纳后来在接受大英帝国战争博物馆采访时分享的：
…我们被召见到集中营指挥官格特先生那里，然后让我们穿上正装，站在门口演奏，接着我们慢慢地靠近，直到混到了德国军官和其他人之间。他们非常喜欢我们的音乐。有人说，即使在如此野蛮的时代，音乐仍然美妙。我们一直在颤抖，知道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意外。最后在聚会结束时，格特说，你们这些犹太战争贩子，滚出去。后来有一次，他将枪口对准我和我兄弟的头，吓得我不得不喝点伏特加。在此之后，我还在继续演奏。不过在我的一生中，除了那一次，我从未喝醉过…。
罗斯纳的音乐表演最终拯救了他。在格特的一个聚会上，奥斯卡·辛德勒也在其中。利奥和亨利的表演似乎打动了辛德勒，于是他把他们列入了他的犹太名单。
利奥和亨利都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继续演奏音乐，并最终移居澳大利亚。
阿蒙·戈特真的从他的阳台，向集中营的囚犯开枪
在电影中，拉尔夫·费因斯扮演的阿蒙·戈特，是普拉绥集中营的指挥官，被塑造成了一个残忍的反派。当然，他的表演与真实情况并没有太大差距。据所有证言，实际的阿蒙·戈特指挥官就像电影中表现的一样，残忍、暴力和不可预测。
阿蒙·戈特于1908年出生在维也纳，支持了奥地利并入德国。他在党卫军中的工作，最终使他获得了指挥波兰普拉绥集中营的委任。
在集中营里，阿蒙·戈特毫不掩饰他的残忍。据说他常常用他的大丹犬袭击囚犯，甚至因小过失，比如提供太烫的汤，就会杀人。
众多证词都证实了阿蒙·戈特的日常残忍和暴力。其中之一来自Regina Nelken，她分享了自己的观察：
我们每周发给一块黑面包，而汤是不能吃的。鉴于这些情况，那些在集中营外工作的人觉得有义务帮助那些在集中营里工作的人。于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从外面带回面包、糖和香烟。后来，阿蒙·戈特曾经将一个整组共60人，都给枪毙了，因为他抓到他们带回了白面包。
正如他的秘书米泰克·彭珀，在他的回忆录中回忆：
我坐在指挥官的办公室里，听他的口述。当他说话的时候，阿蒙·戈特会看着窗外，监视兵营前面的区域。突然间，他会站起来，从墙上的枪架上拿出一把枪，然后打开窗户。我听到几声枪响，然后是尖叫声。就好像他只是中断口述接个电话一样，然后他回到桌子前说：“我们接着说吧？”这些平淡无奇的话语，以冷静的声音说出，即使在60多年后，仍然让我回忆起那个时候的每一个细节。
战争结束后，阿蒙·戈特最终因战争罪被判刑并被绞死。
有真实存在的伊扎克·斯泰恩，但本·金斯利饰演的角色，基于至少三名不同的犹太人
在《辛德勒的名单》中，本·金斯利饰演的伊扎克·斯泰恩是辛德勒的得力助手，帮助管理他的工厂，并确保犹太工人——其中包括斯特恩在内得到保护。
电影与真实的伊扎克·斯泰恩并不完全一致。伊扎克·斯泰恩于1901年出生，在成为一名德国商人的会计师之前，在克拉科夫有着广泛的社交关系。和他的许多克拉科夫的朋友和邻居一样，伊扎克·斯泰恩最终被驱逐到普拉绍夫劳工营，在那里工作并能够接触重要信息。
伊扎克·斯泰恩于1939年首次遇到奥斯卡·辛德勒，后来承认：“辛德勒有点特别。”之后这两人互相钦佩和尊重。米特克·彼姆珀描述了辛德勒和伊扎克·斯泰恩之间的关系，比合作伙伴关系更深厚：
“我会这样说：虽然辛德勒在职业活动中有其他联系人，比如银行家等，但他与斯泰恩的关系——至少那个时候的关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上，涉及到拯救生命和工厂从克拉科夫迁移到苏台德地区，也就是辛德勒的故乡。……这种关系的特点，是辛德勒对斯泰恩的极大信任，而对斯特恩来说，考虑的则是尽一切努力拯救生命。”
但电影中所描绘的斯泰恩，并不是真实的斯泰恩。尽管斯泰恩在帮助辛德勒拯救工人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他直到1944年才开始在辛德勒的军需工厂工作，而那时已经创建了一个专门为辛德勒的兵工厂而设的集中营。
为什么真实的斯泰恩和电影中想象中的斯泰恩之间存在不一致？因为电影中的伊扎克·斯泰恩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角色。根据辛德勒的传记作者大卫·克罗伊的说法：
斯皮尔伯格，或更适合说是他的最终编剧史蒂文·赛里安，打算让斯泰恩成为辛德勒的潜意识，一个包括亚伯拉罕·班基尔（克拉科夫的辛德勒工厂负责人）、米特克·彼姆珀和斯特恩的三个人的综合角色。
尽管如此，真实的斯泰恩在保持普拉绍夫囚犯与辛德勒之间的沟通渠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莱奥波尔德·普费伯格确保了辛德勒的故事，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观众的认知
战前，莱奥波尔德·“波尔德”·普费伯格是一名教师。但是当希特勒于1939年9月侵入波兰时，普费伯格暂时搁置了教学职责，并参与了波兰军队的战斗。
不过，普费伯格一家很快被限制在克拉科夫隔都中。正如普费伯格回忆的那样，他在那里遇到了辛德勒：
“我第一次遇到奥斯卡·辛德勒时，是当我躲避秘密警察追捕我逃离战俘运输时，我当时以为他是秘密警察来抓我的……他随后进了我妈妈的公寓，我妈妈非常害怕，问他有什么事，他说：‘别担心，我不是来逮捕任何人的，我是来和你做生意的……’”
辛德勒很快便雇佣普费伯格的母亲为他的公寓做装饰，并确保这个家庭在工厂工作期间，享有他的保护。
1945年后，普费伯格成为辛德勒故事的发言人。事实上，作为斯皮尔伯格电影的基础，托马斯·凯尼利的历史小说《辛德勒的方舟》，也是通过普费伯格首次听闻奥斯卡·辛德勒的故事而产生的。
战后，普费伯格搬到了洛杉矶，在那里经营了一家商店。在凯尼利偶然发现了这家店后，买了一个袋子，并提到自己是一名作家。普费伯格回答说：“我可以给你说一个故事。”然后他开始告诉凯尼利，有关奥斯卡·辛德勒如何拯救他生命的故事。
多年后，凯尼利将普费伯格在将辛德勒的故事传播给全世界方面的作用，归功于他。“波尔德是点火塞，我只是机器中的一个活塞。我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简单的催化剂。我并不是伟大的英雄故事发起者。”
朱利安·舍纳主持了克拉科夫隔都的“清场”
奥斯卡·辛德勒的工厂，大部分劳工都住在克拉科夫的隔都，那里有成千上万的波兰犹太人，被迫在城市的一个指定区域内，住着拥挤不堪地生活。
克拉科夫的高级纳粹官员之一，是朱利安·舍纳，他是一名腐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老兵。1943年3月，舍纳主持了波兰历史上最黑暗的事件之一：克拉科夫隔都的清场。在两天内，成千上万来自隔都的犹太男女老少，被驱逐到集中营，或者被当场杀害。
被认为有体力可以工作的两千名犹太居民，则被强制转移到了克拉科夫郊区的普拉绍夫集中营。
其中一些人成为了奥斯卡·辛德勒工厂的强制劳工，他尽力保护他们，包括贿赂像舍纳这样的军官。
二战结束后，路德维希·汉恩被判犯有杀害23万名波兰犹太人的罪行
路德维希·汉恩是党卫队的高级成员，负责逮捕和谋杀纳粹国家标记为“敌人”的人，包括学者、军官和政治家。
汉恩在波兰承担了很多职责。1940年，德国官员将华沙的数十万犹太居民迁入一个小隔都。三年后，汉恩协助指导了隔都的清场行动，居民被驱逐到集中营或被杀害。他还在无情镇压华沙起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战后，汉恩最终被捕并被判犯有杀害23万名波兰犹太男女老少的罪行。
约瑟夫·门格勒被称为“死亡天使”，因为他亲自挑选囚犯，进行处决或实验
《辛德勒的名单》中出现的历史人物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约瑟夫·门格勒，一位医生，他完全配得上“死亡天使”的名号。
门格勒于1911年出生，后来成为了一名医生，并将纳粹国家的种族主义信仰付诸实践。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工作，在科学的名义下对犹太囚犯进行酷刑实验，特别对双胞胎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对人类进行的暴行，包括注射化学物质、将其关在笼子里以及故意感染有害细菌。
在奥斯维辛，门格勒还有另一个角色：他有时可以决定哪些囚犯要被迫劳动，哪些要被杀害。
真实的奥斯卡·辛德勒从未列出名单，也没有见过穿红色外套的女孩
作为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主角，奥斯卡·辛德勒的故事广为人知。辛德勒于1908年出生，后来成为纳粹党员，并利用德国入侵波兰的机会，在那里购买了工厂。他依靠波兰犹太人的强迫劳动开展工厂的运作，后来工人先是居住在克拉科夫的隔都，后来又被送往普拉绍夫集中营。
尽管辛德勒最初的动机，可能纯粹是出于金钱驱使——强迫劳动极其划算。但随后他对他的工人们产生了深厚的情感，并希望采取行动保护他们。
辛德勒利用自己的影响和财力，确保为他工作的男女不会被转移到更糟糕的环境，比如奥斯维辛的毒气室。
当官员们准备关闭普拉绍夫，将囚犯送往死亡集中营时，辛德勒甚至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林利茨开设了一个全新的军火工厂，仅仅是为了将他的工人转移去那里，并保住他们的生命。他辩称，他们的劳动对战争很有价值。因此，超过1,000个囚犯的名字，被添加到将被转移到布林利茨的名单上。
辛德勒是如何做到这一点？他依靠普拉绍夫集中营的犹太囚犯提供的情报，甚至贿赂官员，包括营地指挥官阿蒙·戈特。根据阿蒙·戈特的犹太秘书米特克·彼姆珀的说法：
“后来我意识到，辛德勒很快和阿蒙·戈特建立了联系；其中涉及到礼物，比如钻石等，我注意到辛德勒与人建立联系非常容易，而且总是成功而迅速。因此他非常迅速地让阿蒙·戈特成为他的朋友。”
不过奥斯卡·辛德勒的故事，比电影中表现的更为复杂。首先，辛德勒从未亲自写过一份运送名单。正如斯图尔特·安德森在对大卫·克罗伊的辛德勒传记的评论中所解释的那样：
“被指派给新普拉绍夫指挥官阿诺德·布舍的犹太‘办事员’马塞尔·戈尔德堡，在编制运送名单方面起到了最大的作用。众所周知，根据小说家托马斯·凯尼利的说法，党卫队军官布舍“在一定的数字限制内，并不能关心到具体的人”。同样也有共识的是，戈尔德堡在添加名单时存在一定程度的腐败行为，并且事实上，不只有一个“名单”，而是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出现了不同的名单。”
《辛德勒的名单》中更具幻想性的要素之一，是辛德勒从未见过一个穿着红色外套的女孩。在电影中最著名的场景中，辛德勒在克拉科夫隔都的清场行动中，看到了一位穿着红色外套的小女孩——象征着无辜，在残酷的现实中走来。
在现实生活中，辛德勒并不需要一个穿着红色外套的女孩来激励他。目睹自己所认识的人们遭受的痛苦，就足以激励他去做正确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