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圆箓：敦煌石窟的罪人还是守护者？

一个意外的发现，王圆箓打开了藏经洞的大门，随即打开了一部“吾国的伤心史”。有人说，1900年，发生了两件中华民族历史上堪称耻辱的大事：一件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和光绪仓皇避难，北京陷落；另一件就是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和被盗。王圆箓究竟做了什么，他到底是历史的罪人还是功臣，有待后人评说。

王圆箓道士

一、发现

在今天莫高窟的大门外，有一条河，河滩前面有一溜空地，高低错落地建着几座僧人的圆寂塔，外形破败，野草丛生，其中几座已经坍弛，这几尊塔本该属于当地圆寂的佛教僧侣，但其中一座却葬着一位道士——王圆箓。

1897年，王圆箓来到莫高窟。相传，当看到圣窟一片废墟，无人看管时，他发出啁叹：“西方极乐世界，仍在斯乎”，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于是，他自愿承担起守护莫高窟的重任，自称“莫高窟住持”。

但其实，王道士并不高尚，也并不神秘。和当时大多数的老百姓一样，由于老家闹饥荒，他从湖北麻城县一路逃到大西北，在巡防营当过兵，退伍后才出家做了道士，靠着四处奔走募捐，在莫高窟第16窟东侧建了一座道观，起名太清宫。

藏经洞正是附属于第16窟的小窟，与王道士的太清宫仅一墙之隔，王道士一定没想到，

一个震惊中外的藏宝洞即将展现在世人面前，他更想不到，这个意外的发现会让他这样卑微到尘土里小人物，在历史上留下千古骂名。

王道士是如何发现藏经洞的？他又为何备受争议？

故事要从一个普通的早晨说起，这天早上，王道士起得很早，像往常一样巡视自己的“道场”。他觉得窟中淤沙沉积，影响视线，于是雇佣了当地一个叫杨果的贫士，二人着手展开清理工作，期间，杨果随手在墙壁上磕了下烟袋锅子，这一磕，他发现了不对劲，北面的墙有明显的回响。我们知道，莫高窟都是临崖而建，穿凿打磨用的都是墩重的山石，怎么会有回响？那就只有一个可能——这面墙里边是空的。

二人马上开始破解这个谜题，一直到深夜，他们终于凿开了墙壁，果然，墙里面是一个十余立方米大小的小石室，室内正中是一座禅床式低坛，上塑一位高僧坐像，洞壁上彩绘密布，此外，室内还有一块未完工的石碑，以及堆积地满满实实的古物，据估计，里边存放着从十六国到北宋大约7个世纪的各种写经、文书、和文物五万多件。

很多人都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藏经洞，为什么要费尽心思地隐蔽起来？为什么这个石窟要集中存放这么多价值连城的佛教经卷？关于藏经洞的作用和封闭的原因说法不一，有人说是为了躲避重大的政治变乱对文书的破坏，也有人说是在隋唐印刷术发明之后，以前的写本佛经就被废弃，并被人集中保管在这里。

不管藏经洞因何而建，不可否认的是，一个震惊中外的历史大发现就这样被一个烟袋锅子敲开了。

藏经洞

二、觊觎

藏经洞的意外开启没有引起西方文艺复兴式的狂欢，甚至开启了一段“吾国伤心史”。

王圆箓守着藏经洞，在远离城市喧嚣的西北边陲，他期盼着得到外界的关注，希望有一天能等到识货的人。

果然，不久后，他就等来了第一个到访者——英国探险家斯坦因。

1907年，刚从吐鲁番探险归来的斯坦因，听说了藏经洞被发现的消息，立刻掉转马头，风尘仆仆地赶往莫高窟，看到王道士从藏经洞中拿出的文物时，他大受震撼，同时他发现这里只有王道士一人看守，没有任何受到官方管理和保护的痕迹，于是他萌生了将这些宝贝带回英国的想法。

然而，想要运走这么多文物困难重重，首先，他要对这五万多件文物进行挑选和打包，更重要的是，只有王圆箓知道藏经洞的准确位置，他必须和这个王道士套近乎，从而顺利将文物运出沙漠。

斯坦因先后三次拜访王道士，二人的交涉并没有他想象得那么顺利，他发现这个面孔黝黑的小道士对他警惕性很高，并不轻易让步，但很快，他们找到了突破口。

斯坦因发现王道士根本不懂佛学，对佛教也知之甚少，但是对唐僧非常崇拜，于是，他心生一计。

为了获取王道士的信任，斯坦因谎称自己专程从印度来到中国，是为了完成玄奘法师交给自己的神圣使命，什么使命呢？那就是将他当年从印度取回的经书再重新带回印度。如果王道士愿意成全他，必然功德无量，还会受到玄奘法师的保佑。

玄奘法师为什么要让一个英国人把经书带回印度？想想就让人觉得荒谬，但就是这个荒谬的故事，加上斯坦因饱含深情的表演，终于打动了王道士。

说服王道士后，斯坦因抓紧时间，马上开始他的“搬运工作”，斯坦因和他的助手蒋师爷用了七个晚上的时间充分翻检了藏经洞的经书，最后共运走二十四箱敦煌写经卷本，五大箱绢画和丝织品，总计一万四千多件，足足雇了四十多头骆驼才运走这些宝贝。将经文驮到帐篷内，斯坦因在日记中写道：“箱子日益变得沉重，最终不得不分批搬送。”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并不光彩的诈骗。

上世纪60年代在修复中的莫高窟第130窟

三、急救

继斯坦因之后，1908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也到达了莫高窟，和说着蹩脚中文的斯坦因不同，伯希和那一口流利的汉语很快就让王道士放下戒备，并博得了他的好感。

随后，伯希和以区区五百两白银得到了王道士的允许，如愿以偿地进入了藏经洞，他夜以继日，整整用了三个星期，以每天一千卷的速度迅速翻看了藏经洞中的每一部经卷，甚至每一片纸，挑选了最为精美的文物六千多卷，绢画两百余幅，装了满满十辆车，浩浩荡荡地离开了敦煌。

此后，越来越多的国外探险家觊觎藏经洞，想来分一杯羹，他们与王道士的交易也越来越简单粗暴。俄国、匈牙利和日本人先后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成箱的经卷、绘画和织绢，直到1924年，当美国人华尔纳进入藏经洞时，贵重文物已几尽搬空，无奈之下，他用特制胶水剥离了26块壁画，打包带走。

看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王道士为什么敢如此肆无忌惮地买卖文物，为什么没有人制止他，他是为了谋取私利，还是另有隐情？

其实，当年王道士在发现藏经洞后，将这一发现先后报告给当时的两任敦煌知县，他徒步行走50里，向第一任知县呈送了藏经洞的两卷经文，却被当作两张发黄的废纸扔掉了。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任的汪知县，这位知县对金石学很感兴趣，王道士又向他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自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最后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

王圆箓仍不甘心，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也就是现在的酒泉，继续向上求官，他找到当时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还不如他的书法好。

求助官老爷的道儿彻底被堵死了。

而真正将藏金洞的秘密传达到北京政府的人是伯希和，当伯希和将他所劫获的一部分藏经洞的精品文书炫耀给中国学者看的时候，这些经卷震惊了京城一位身份显赫的金石学家——罗振玉。

时任清廷学部参事的罗振玉看到伯希和所获的藏经洞写卷，他认识到这批文物的价值，于是当即向清朝学部上书，让甘肃和敦煌政府清点文献，将劫余写卷解送京师。

可惜的是，这一补救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过程和结果却极其失败。

当时的情景是，甘肃官员出于命令紧急，根本来不及装箱，只用席子乱捆，导致押运沿途的散失，走一路掉一路。每到一处，沿途官员还伸手进去取走一把，准备留着经卷取悦上司，在哪儿的驿站歇脚了又得被扣下几捆。结果当这批经卷终于送到到京城时已经受潮发霉，零零落落，不成样子。

1908年 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

四、评判

有人说，王圆箓是造成藏经洞文物身首异处的罪魁祸首，许多名人大家都对他的行为深恶痛觉，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对用了大量的笔力来写王圆箓，他认为王道士因自身的愚昧对中华文化造成了毁灭性破坏，这种愚昧中虽然包含着无辜和无奈，但却不能被世人原谅：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泻。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

更有人直接给他扣上了卖国贼的帽子，认为他是历史永远的罪人。

然而，这么沉重的历史罪名，王道士背得冤枉，也背不起。

确实，藏经洞文物的流失和王道士有直接的关系，但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多次向当地上级和北京清政府寻求庇护却迟迟得不到回答，确实让他灰心丧气，再者说，王道士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向外国探险家出售文物，相反，这些外国人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各级政府机构，却在王圆箓这里吃到了闭门羹，虽然，王道士是不是在交易中逐渐利欲熏心，说法各一，但归根结底，只能怪当时清政府的贪婪、羸弱和愚昧。

当然，更多现代人在为王圆箓洗刷冤屈时也过分放大王圆箓身上的光辉，说他为了防止盗窃对文物做了拣选，将臻品藏匿起来，但事实上他本身文化程度极低，大字不识一个，并且对佛教文化一窍不通，这一说法也有待考据。

说到底，王圆箓只是一个无权无势的小人物，一个迫于淫威下的俘虏，一个冤屈的历史负重者，他本身没有能力拒绝任何人，只能在历史的大浪中随波浮沉。

在大型室内情景剧《又见敦煌》中，一位现代的敦煌学者与王圆箓进行了跨越时空的对话，越过历史的长河，我们看到了一个他最深处的彷徨与无奈：“老祖宗哎！我是不是做错事啦！你显显灵，告诉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