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选一的错误选择，志愿军180师师长郑其贵在1949年的任职争议
仔细研究志愿军180师干部的组成情况，会发现师长郑其贵的任职经历存在重文轻武的瑕疵，也就是很多文章描述的其是缺乏军事经验的政工干部。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回溯到1949年4月，郑其贵是如何成为180师的继任师长的呢？
180师本身并不弱。其前身是太岳军区八纵24旅，八纵（60军前身）是后来华北一兵团的主力，华北一兵团的另两个纵队是晋冀鲁豫13纵（61军）、14纵（70军）。一兵团组建比较晚（1948年5月），但幸运的遇到一个好领导。在儒帅徐向前的精心调教下，这些刚从军区升级起来的基干部队，从只会打游击到学会阵地攻坚，再到能攻能守，能跑能打，一跃成为华北军区的主力部队，经过临汾、晋中、太原三大战役的考验，横扫了整个山西。
徐帅曾评价八纵，“第八纵队是第一兵团的主力，而八纵的主力是两个旅（23旅、24旅）。”23旅后来成为临汾旅，精锐自不待言。24旅成立于1947年8月，纵队成立时始组建成旅，但其下辖第71团原系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56团，成立于1944年，也算是较老的团队；第70团原系第二军分区警卫四团，前身为洪洞县游击大队；第72团原系军分区独立二团，成立于1945年，因此，这个旅也是能战斗的，只是正规兵团的作战经验尚显不足。
1948年3月，24旅的首任旅长王墉在临汾前线中冷枪牺牲，这为后来180师的人事变动种下因果。王墉在部队的口碑极好，早期读过大学，又有东北军、山西新军的经历，被称为文武双全，如果不牺牲，建国后肯定可以授少将。王墉牺牲后，23旅的副旅长邓仕俊接任旅长职务，邓仕俊在抗美援朝中担任60军参谋长的职务，1955年授衔少将。
24旅首任旅长王墉
60军最弱的是178师（22旅），解放后兼任四川绵阳军分区，索性没有去朝鲜。
部队虽然不算弱，但是入朝时，180师的师一级干部却处于变动极大、青黄不接的阶段。这为180师在五次战役后期的表现埋下了严重隐患。
太原战役结束以后（1949年4月24日），180师的指挥机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原179师副政委郑其贵接替邓仕俊任师长（这个关键调动着实让人看不懂！），王观潮仍然任政委，538团团长段龙章接替常仲连任副师长（常改任第十八兵团补训师师长），539团团长北沙接任余凯任师参谋长，539团政委吴成德接替曾柯任政治部主任（这个调动较为正常，前面说了539团即原24旅71团，是全师资历最老的主力团）。团一级也变动不小，庞克昌接任538团团长，王至诚接替北沙任539团团长，尚坦仍然担任540团团长（战临汾期间开始担任团长）。
前师长邓仕俊（右）、左为参谋长北沙
下面我们着重来分析一下郑其贵的调动问题：
首先，郑其贵严重缺乏军事干部的资历。
《山西新军决死第三纵队》一书对其简历的描述是：“孙灏正（1914-1990），又名郑其贵，安徽省金寨县人。1929年参加革命工作，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由抗大一分校分配到决死三纵队，任三十二团二营副营长，1940年任三十二团第一、二营营长，同年12月任纵队兼太行三分区直属党总支书记。1942年任决七团政治处副主任兼党总支书记、团政委（笔者注：最晚1943年9月任此职）。1945年任晋冀鲁豫军区二十三旅政治部主任，1948年任二十三旅副政委，1949年任晋冀鲁豫军区八纵队二十四旅旅长（笔者注：此处有误，1949年2月全军统一改编的番号，4月郑其贵接任的180师师长，未担任过旅长）。1951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部管理处副处长、处长。1957年任吉林省军区白城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64年任司令员。”
另根据《金寨县名人录》等书补充其红军时期的简历：15岁参加家乡的赤卫队（1929年），1929年5月编入红军，从鄂豫皖红军第1军3师一名普通战士干起，先后任红4方面军4军31师32团班长、排长、连长、师部参谋、团宣传科长，方面军总医院组织科长，方面军总参谋部管理科长、总医院政治处主任、红9军医院政治部主任、红9军军部政治指导员。参加了红军长征和西路军的艰苦转战。曾在一次战斗中负伤，导致右手终身残疾。
郑其贵师长在朝鲜
从上面可以看出，郑其贵在从军生涯中，绝大多数时间从事的机关、政工工作。其担任180师师长之前，军事类职务最高级别为决死三纵队的营长，且时间较短为1-2年。而其资历确实很老，1929年加入红军，而同期决死三纵队的山西、河北籍干部大多数是1937年入伍，相差八年以上。
其次，60军原提拔体系内恰在此时缺少了合适的军事干部。长期以来，60军各师的干部多数出自前身23旅（临汾旅），这个旅的前身是山西决死第三纵队，基本上可以认为60军就是在这个部队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
按照部队的升迁习惯，师长由副师长、参谋长按顺序递补，外调则可以平级也可以升迁。我们将23旅（179师）、24旅（180师）前后一段时期的干部罗列出来，比较探讨：
成立时干部：
23旅1945年12月组建
旅长黄定基（1951年病逝）、政委肖新春
副旅长邓仕俊、参谋长吴仕宏、政治部主任郑其贵
24旅1947.8随八纵成立
旅长王墉、政委王观潮、副旅长常仲连
参谋长余凯、政治部主任曾柯
1949年2月统一改番号时干部：
179师师长黄定基（1951年病逝）、政委肖新春
副师长吴仕宏、副政委郑其贵、参谋长门国樑、政治部主任张向善
180师师长邓仕俊、政委王观潮、副师长常仲连
参谋长北沙、政治部主任曾柯
在1949年4月份，可供选择的军事干部有四个人：179师副师长吴仕宏、参谋长门国樑，180师副师长常仲连、参谋长北沙。门国樑是从其他军分区调入，之前的职务仅是参谋主任，资历不够。北沙刚从团长的职务升迁参谋长，也不合适。只有两个副师长存在可能，实际上180师前师长邓仕俊就是从23旅副旅长的职务上调任24旅旅长的。
巧合的是179师的师长、战斗英雄黄定基此时积劳成疾，病倒了，兵团下的结论是离职休养，这样副师长吴仕宏就调不开了。实际上，黄师长在北京治病休养半年多，还是没能痊愈，在1951年9月病逝。吴仕宏升任师长，率领179师入朝作战。
剩下唯一的选择就是副师长常仲连，先看下常的情况。
常仲连（1914-2010）出身贫寒，四岁丧父，九岁丧母。十三岁即离乡出走到山西太原当童工。1935年秋和几位工友弃工从军，经过几个月的奔波，终于在山西洪洞县万安镇找到红军，开始了戎马生涯。常仲连1936年2月入伍后，勇敢机智，冲锋陷阵，一个月入团，三个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选深造，学习理论和文化知识，先后担任班长、分队长、指导员、营长、团长、师长等职务。
抗日时期的常仲连
1940年百团大战时，常仲连任南进支队十六团二营营长。
1941年冬，南进支队组建三十二团，任团长。1942年7月，并入新十六团。
1942年8月冀鲁豫反蚕食斗争时，调任南进支队二十一团团长。
1944年接替牺牲的胡乃超担任十六团团长。
同年，随部队入陕拱卫延安，所部改编为教一旅二团，不久入中央党校学习。
解放战争时期，任太岳军区第四军分区参谋长、副司令员。
1947年8月任华北军区第八纵队第二十四旅副旅长。
1949年太原战役后，任第十八兵团补训师师长。
建国后，历任眉山分区司令员，温江分区副司令员，空十三师师长，防空军第三师师长，高炮一一八师师长，沈阳空军高炮指挥部司令员，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等职。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从履历看，常仲连的军事经验没有任何问题，在抗日战场残酷的冀中地区摸爬滚打了5、6个年头，先后担任过三个团的团长，跨度长达4年。十六团是冀中的主力团，后来随赵承金挺进东北，发展成42军124师372团，抗美援朝时124师的师长苏克之在十六团时还是常仲连的下属营级干部。如前所述，团一级的军事主官经历恰是郑其贵所缺乏的，而且在营一级岗位上，决7团面临的敌人也没有冀中日军那么凶残。
但是，常最大的问题是外部调入的。1944年中央党校学习时，已经脱离了原部队，后来是分配到太岳军区的。常仲连最初的部队在冀中，南下支队先进入冀鲁豫军区序列，后与太岳军区一起纳入的晋冀鲁豫军区管辖，战略区没变，但流动的跨度还是很大的。
也正是这个原因，24旅首任旅长王墉（有决死队背景）牺牲的时候，没有提拔副旅长常仲连，而是调入了23旅副旅长邓仕俊。这一次在无人可用的情况下，还是没有选择扶正常仲连，实在是一个昏招。相比之下，郑其贵既属于红四方面军的老人，又是决死三纵队的老人，他的任命部队上下都能接受。
同时，作为对常仲连两次未能转正的安慰，兵团将常仲连调任18兵团补训师的师长，虽然属于二线部队，但级别也算到了正师。
一念之间，少将变上校
常仲连在1964年晋升少将，而郑其贵如果没有180师的问题，按照其1929年入伍的资历，很有可能在1955年就能成为120多名正师职少将之一。可惜的是没有如果，抗美援朝最大的人事任命悲剧就此诞生。
（信史留痕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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