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胡迁：二十九年的孤独，用自杀来弥合
"世界怎么了？我不知道。”
这是胡迁长篇小说《牛蛙》里的结束语。
其曾获得台湾第六届世界华文电影小说奖首奖的中篇小说《大裂》里的15个中短篇小说都在问同样一个任何人无从回避的问题：
"我们还要活(被伤害)多久?"
这篇小说的作者胡迁（又名胡波）最终用自己的行为做出了回答，他用自杀的方式选择不再继续作战，不再继续被伤害，只留给世人这本彻底的伤害之书。
10月12日，青年作家、导演胡迁（原名胡波）被发现自缢身亡。13日，胡迁图书出版方华文天下、First影展组委会等发布讣告，证实了胡迁离世的消息。
胡迁，本名胡波，生于1988年7月20日，山东济南人，2014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2016年，胡迁创作的中篇小说《大裂》，获得台湾第六届世界华文电影小说奖首奖，2017年初，出版同名短篇小说集《大裂》。离世前刚刚出版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牛蛙》，并编剧、执导了他的第一部长片电影《大象席地而坐》。
对多数小说读者和电影观众而言，胡迁的名字稍显陌生，但在近一两年的文坛和电影界，胡迁是青年一代中头角峥嵘、备受瞩目的创作者。最早在《大裂》筹措出版发行时，出版方曾给我们寄来了样书和资料，联系采访事宜。因各种原因，采访未能成行。未成想再次听闻胡迁的名字，却是他自杀离世的消息。
“才华”、“纯粹”和“善良”，是胡迁的特质。活着，却是伤害与被伤害。胡迁的离开，引起了无数相熟或不相熟的人转发、撰文、追忆、悼念。而语言却是这么一样东西：说出的那一刻，它就变了质，像极了活着本身。在种种难以还原的混沌中，我们如何去缅怀他，又有谁有资格去缅怀他？
仅仅过去的一年多，我们在公共记忆中，就经历了政治学学者江绪林、“史学天才少年”林嘉文、台湾作家林奕含的自杀。无论哪一次自杀事件，除了悲痛和纪念，永远伴随着“想不开”“太懦弱”的指责；抑或是添油加醋的“传奇”故事。许多年来，我们都在如何面对“自杀”这件事？或者说，我们都在如何面对“活着”这件事？
为何自缢？
光芒的背后，有浓稠的黑暗
“这个操蛋的世界不配有他。”
谈及胡迁的离世，演员王阳（化名）沉默半晌，吐出这句话。王阳跟胡迁因电影《大象席地而坐》结识，合作之后友谊保留下来，成为喝大酒吹牛皮的好哥们儿。“胡波是我合作过的青年导演里最有才华的一个，不是因为他走了才这么说。”跟王阳一样，“才华”是朋友们试图讲述胡迁
时，最常用到的词汇。
胡迁身上的才华有着灼人的光芒。自缢之前，他刚刚出版了最新长篇小说《牛蛙》，第三部小说也已写好，除了拍摄完成、后期制作中的第一部长片，还有亟待启动的新电影以及舞台剧项目。今年年初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大裂》更成为让评论界和读者们惊艳的口碑之作。胡迁的生活，看起来如同炫目的阳光一般，正不可抑制地铺展开来。
但光芒的背后却是浓稠的黑暗。
《大裂》作者： 胡迁 版本： 九州出版社 2017年1月
10月12日，是胡迁好友赵亮（化名）的生日。他们同住一个小区，平时经常串门喝酒聊天。生日这天，赵亮想跟胡迁聚聚，一块吃顿饭，但胡迁的电话、微信迟迟无人回应。因为胡迁常常忘带家里钥匙，便把备用钥匙留给了赵亮。晚上七点，赵亮前往胡迁家中查看，四处不见胡迁，只有他那只白猫静静卧着。转头出门，却在公寓外的楼梯间看到了胡迁悬挂的身体。赵亮形容在那个瞬间，他的“身体里炸了一下”。说完，他沉默着，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却在下一秒无法抑制地啜泣起来。
“这一年，出了两本书，拍了一部艺术片，新写了一本书，总共拿了两万的版权稿费，电影一分钱没有，女朋友也跑了…蚂蚁微贷都还不上。”胡迁对自己这番自嘲式地调侃，成为很多人猜测他离开的线索：电影、感情、经济似乎都陷入了僵局。
胡迁与王小帅在片场。
私下里，胡迁曾跟很多亲近的朋友、出版社编辑、文坛前辈提及他的电影《大象席地而坐》在制作中陷入诸多困境。这部电影由知名导演王小帅担纲监制，冬春电影作为制片方。但在制作后期，围绕着剪辑版本、署名权等问题，双方矛盾不可调和，一度闹到要借助法律途径解决。据多名知情人士透露，胡迁执导这部电影没有任何导演费用，因坚持3小时50分钟的导演剪辑版本，与制片方产生巨大分歧，最后被剥夺了导演署名权——这部由他编剧、导演的作品，最终却完全不属于他了。我们就此向冬春影业总裁、制片人刘璇求证，她表示不愿对此事细节做更多回应，“现在胡波刚刚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我真的觉得去讲任何这些过往不合适。给他一个安宁吧。”
很多朋友提及，第一部长片的遭遇，给胡迁带来了极大打击，戳破了他最初的某些信任和希望。事实上，胡迁的第二部电影项目已经找到投资亟待启动，但胡迁跟朋友调侃，可能再拍一部，也还是会一样，“又被玩儿了”。除了电影创作上的种种艰难，感情上的挫折和不顺，或许也造成了“暗影”的一部分。
这些现实困境跟胡迁的离开之间，有何种关系，成了一场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常年关注生死教育的心理学家陆晓娅分析，心理危机中有一类是存在性心理危机，它产生的原因可能有现实的困扰，也可能跟现实不具备明显的因果关系。
昨日影像
胡迁访谈：文学是很安全的出口
导演、作家胡迁
问：看到王小帅导演在《大裂》的序言里写道，你是因为拍电影受挫才开始写小说？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尝试文学创作的？文学在你心中的地位是什么？
胡迁：拍摄电影的时候容易受到各种限制，所以毕业的两年在考虑自己还要不要做这个事情，这期间就写写小说。我在一一年底开始写第一个长篇小说。文学对于我是个很安全的出口。
问：听说你读过非常多的书，你喜欢什么类型的书？喜欢哪些作家？哪些作家对你写作的影响最大？
胡迁：没读过非常多的书，喜欢麦卡锡，劳伦斯.布洛克，理查德.福特，他们很美国，美国文学很好。
问：你是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的，对你来说学习电影对创作是否有影响？写作和电影在你的生活中分别占据了什么位置？
胡迁：我把电影和文学分的很开，就是一段时间里只能做一方面，因为这两种艺术形式是完全不同的。其实我还想分的更开一些，但脑子不够用。
拍电影是很麻烦的事，需要的条件也非常繁琐，通常都拍不起来，那拍不起来的时候，总不能闲着吧。写作非常自由，不需要前置条件。现在流行一套说法是手机也能拍电影，这就跟只能用阿拉伯数字写作一样，可以写。
问：在《大裂》这本书中，与书名同名的那篇中篇小说《大裂》在台湾获得了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的首奖，黄立群老师说：《大裂》书如其名，彻底是本伤害之书，每篇小说都怀抱同样一个任何人无从回避的问题：“我们还要活（被伤害）多久？”可以讲一下《大裂》的创作契机是什么吗？你觉得《大裂》的特别之处是什么？
胡迁：二零零八年，我考学第二次落榜，去了家乡的一所专科学校，在里面待了四个月，课程很水，宿舍也不装网络，每天我就去网吧通宵看电影，基耶的《十诫》是两个通宵看完的，每天看五个，再一天看《红白蓝》，那阵子是一直看电影，因为郊区确实如小说所写，什么都没有，一片荒芜。网吧是学校经营的，晚上九点开始通宵，下午起床后我去隔壁打打牌，有时在自己宿舍里打打牌。然后是二零一四年，我直到毕业都不能不受限制地拍电影，想着考了这么多年学图什么呢，就重操旧业开始写小说，最开始是《大裂》。
因为我念过这两个大学，一个属于全国最垫底的学校，一个算是好学校，而这个所谓垫底的学校，我查过资料，中国百分之七八十都是这种大学，电影学院状况要好很多。但我觉得这个时代的青年，痛苦的地方都差不多，也就是说环境、家庭、周围是什么人，都改变不了他们本质上的无所适从，当然有些活得太轻松的人另当别论。我写《大裂》，也许是为了让自己记住那段日子，混乱不堪，但有其野蛮的生命力，而电影学院的生活非常无聊。
这个小说没什么特别的，我只想真实地描述出中国百分之七八十的“大学生”他们过的日子和面临的状况。如果硬要说，真实可能是特别的地方。
问：有人说你的作品会让人感到颓废、丧气、绝望的负面情绪很多，你对此怎么看？
胡迁：谁说的呢？那你去问问他，每天醒来，临睡前，或者上班时去饮水机接水的时候，只要他有一瞬间反思过自己，就知道每天都在美化自身的生活。朋友圈发点东西在自己身上贴标签，或者手机里攒了几百张照片等着什么时候给人看。我不是说这样不好，而是真正可贵的事物，是在世界的夹缝中，而不是悲观在世界的夹缝中。认识到这一点，也许会对整个生命的秩序有由衷的感动。
问：你心中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胡迁：现在我二十八岁了，十几岁时还奢望理想的生活状态，现在不这么看待这个问题了。
压根不存在理想的生活状态，就是你要选择具有哪种缺憾的生活。
问：有把《大裂》里的故事拍成电影的计划吗？会更希望自编自导还是有希望合作的导演？
胡迁：小说和电影我是分开的，以后也不会拍自己的小说。如果有人想拍《大裂》，我希望不要当做一个青春片，这里面的写的不是青春，是中国大部分大学生，或者叫专科生。人们总是讨论白领群体、底层、既得利益者、创业者，等等人群，这些标签下的人在若干年前还是青年时，人们又都统一美化成青春，这是一个错误的定义。赖在宿舍每天打游戏，无所适从，不明所以地谈恋爱，这个中国庞大的青年群体，不叫青春，这里面是很复杂的东西，复杂得跟加缪的《局外人》一样。比如说这些人不愁物质，一些年龄大点的人就老批判，但人类是不愁物质就能活下去的吗？几十年前没有阶级差异，现在的青年在踏进大学校门的那一天就感知到一个巨大的东西了，几十年前都骑自行车的时代有这个东西吗？我是希望当下的青年不要看轻自己的生活，因为你面对的虚无，和茹毛饮血的原始人、或者战场上一个等待死亡的人所面对的虚无，区别并没有那么大。
问：《大裂》这本书中，你最满意的作品是哪篇？为什么？
胡迁：《大象席地而坐》。
这是今年九月份才写完的最后一篇，写完这篇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一个阶段的创作有点成果了。
这个小说对我自己很有意义，就是，我已经彻底否定自己，之后可以走出自己，去写他人的故事了。
问：接下来的写作计划是什么？接下来的导演计划是什么？会怎么平衡电影与创作？
胡迁：除了这个马上要拍的电影，我明年要拍的另一个剧本写完了，还有一个电影计划要去做些考察和体验再写。前提都是这部电影不拍砸了的情况下。我现在还有两个长篇小说，如果这本书能卖掉的话就可以出版。前提是这本书能卖掉。
黄丽群老师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四十岁以前会两方面兼顾，之后会只顾一头，看到时候什么样吧，要是拍烂片就没拍下去的必要，写烂小说也没写下去的必要，都烂的话就去上吊。
问：在《大裂》这本书中，有很多故事都给人很真实的感觉，是有哪些故事是真实发生过的吗？或者您真的经历过？
胡迁：每个故事会有一个源发点是真实的，然后故事发展的情感逻辑是真实的，所有的细节是真实的。你可以把它们看作真实的故事，我觉得会发生，而现实中发生的事情比我写的更有力量。
我们如何谈论“自杀”？
唐突指责与轻薄想象，成为讲述的两种倾向
台湾作家黄丽群算得上跟胡迁交流最密切的文坛前辈。2014年相识以来，胡迁经常把小说作品拿给黄丽群阅读，也是经由黄丽群推荐，胡迁的小说得以在台湾出版。2016年8月，胡迁赴台北领取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台湾著名作家骆以军做东，黄丽群一道，跟胡迁小聚。席间，两位文坛前辈建议胡迁可先从短篇小说创作开始，作为突破口摸索小说创作的道路。
或许是听进去了此番意见，从台北回来之后，大半年的时间里胡迁密集创作了一批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并很快由华文天下集结为《大裂》出版发行。虽然创作量不少，但黄丽群认为“胡迁的写作不是依靠那种规律性的勤奋，他很信赖状态和灵感”。胡迁用一种本能的、单纯的冲动推进着他的创作。“妥协，对胡迁来说是脏字”，交谈中，黄丽群如此描述胡迁的纯粹，这种纯粹既体现在他的作品里，也体现在他的性格和为人上。也正因为这种执拗的纯粹，胡迁的作品往往走向“极尽”，直指人生的绝望，带来极大的压迫感。
作者： 胡迁 版本： 九州出版社 2017年10月 出版方华文天下相关负责人表示，小说《牛蛙》已经有重量级影视公司来洽谈影视改编问题，但还没来得及告诉胡迁，他就已离开。
或许，这种形而上的绝望才是胡迁做出自缢选择的缘由，但种种试图追根溯源的努力，都只能还原部分真相。“我可能有抑郁症吧”，跟朋友聊天的间隙，胡迁会偶尔如此调侃自己。
胡迁的离开令人震惊，但走出一些距离来看，自杀事件一直层出不穷。仅仅是在过去的一年多，我们的公共记忆里，就先后有政治学学者江绪林、“天才史学少年”林嘉文、台湾作家林奕含的自杀离世。每个人的私人记忆里，或许也总有跟“自杀”有关的记忆。
塔可夫斯基与贝拉·塔尔，是胡迁最欣赏的两位导演。今年夏天，胡迁曾有机会参与贝拉·塔尔的训练营，同期训练营的青年导演透露，贝拉·塔尔对胡迁赏识有加，原本可能担纲胡迁执导的第二部电影的监制。胡迁离世后，他的微博粉丝从原来的一千多涨到一万多，很多网友去转发、撰文纪念。对胡迁的“重新”发现和缅怀，珍贵的同时，却也夹杂着沸沸扬扬的无力。但是，谁又能是那个最有“资格”缅怀他的人呢？
这些缅怀当中自然有真诚的悲伤，但那些蜡烛和纪念，让“自杀”变成了一种抽象的叙事，甚至，成为一种被抽空了的“传奇”。多年以后，采访一位知名学者时，谈及生死问题，他一再强调自己小学时就想过多次要自杀，言谈之间俨然将自杀作为早慧的明证，成就传奇的道具。
我们都如何去谈论“自杀”这件事？
很多年过去，每每遭逢类似事件，我们仍然处在这两种倾向之间：要么是粗鲁无礼地指责“想不开”，要么是浪漫化地轻薄想象。
胡迁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提到《大裂》书名的意义：这里面是一个很伤感的东西，就是大部分人的生活都灰暗得可怕，你得使尽浑身解数才能扯开点什么，才看到一丝自认为的美好之物，但之后，只要你懈怠了，灰暗会重新堆积。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哭，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哭，在哭我。
此刻，有谁在夜里的某处笑，
无缘无故地在夜里笑，在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走，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走，走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死，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死，望着我。
或许人生就是这样一件无缘无故的事情。
大笑的胡迁
